CWI的文章：2009年群体性事件不断,中国当局左支右绌（非我译）

2009年群体性事件不断,中国当局左支右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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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导致四分之一的工人失业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chinaworker.info@googlemail.com

2009年刚到，中国官方媒体就多次高调地发出警告，随着经济的下滑，社会动荡的风险将会不断增加。1月6日中国日报的头条概括了这悲观的看法：“严峻的形势即将到来。”海外的评论家似乎也同意此观点并警告道，今年将是这个“共产主义”专制政权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瞭望周刊的一位评论家警告：“我们进入了一个群体性事件高发期。”他总结道，2009年中国的社会将面临发生更加多的动荡和冲突，对党和各级政府是个严峻的考验。瞭望周刊是隶属于新华社的一份杂志。在最新发行的一期中，瞭望周刊估算大约有一千万的民工在2008年失去了工作。这个数字是整个生产劳动力的百分之七到十。

中国的高层领导们的言论都充满了可怕的警告。1月6日公安部长孟建柱在北京举行的高级警官会议中承认，维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形势十分严峻。还有在12月份举行的庆祝资本主义“改革开放”30周年活动中，胡锦涛告诫前来参加活动的权贵们，60年的权力不是牢不可破的，要把优先处理因经济危机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但是关于怎样处理这些冲突，胡锦涛很少提及。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罢工和街头抗议频发，包括与公安发生的冲突。一波出租车司机的罢驶潮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到来，就是一个城市发生冲突后会传播到其他的城市，这次就波及了十个大城市。在制造业引擎广东省，劳动部门收到的劳动争议案件比2007年多了一倍。这些很可能会随着经济变差而越来越多。2009年的出口增长率的预测是零，而在去年的增长率是16.5%。香港佰昌公司(Asianomics)首席经济学家吉姆-沃克说：“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可能会超出所有人预料——实际增长率可能大大低于所有人预期。”

社会动荡的危险性在增加是全球模式的一部分。各国政府和统治精英们对未来一年充满了恐惧。在12月份希腊发生的混乱表明了暴乱和群体性抗议警方暴力不单单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失业 – 定时炸弹

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上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加剧，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因为农民工没有被计算在内，政府公布了一个滑稽的官方数字，失业率是百分之四点五。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的官僚们忽略了，直到他们走上街头抗议。然而政府的智囊机构中国社科院称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6%，即使是社科院的数据也不能反应出真正的失业率。人大教授曾湘泉指出中国实际失业率是令人吃惊的24%，在今年将会因为经济危机而达到27%。

所以官方媒体的主要文章都警告群体性冲突的风险性和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就不是令人很惊讶了。执政共产党的主要报纸《人民日报》经济部副主任施明慎表示：“最大的问题将是失业，如果处理不好，可能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也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指出，毋庸置疑现在的问题是自从1989年以来的最严重的，几百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和土地等等。

今天将有610万大学生要去劳工市场找工作，在去年有15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甚至连很低工资的工厂职位都随着危机的加深而变得抢手。作为局势的一个反映，广州日报报道说，最富裕的省份广东省有几千名大学生为富人做保姆或者是家庭助手。即使是在五年前，大学生去做这些低报酬的工作都是不可想象的。

前摩根斯坦利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独立分析师谢国忠预测在2009年将会有两千万农民工因工厂关闭和工作消失而离开中国的沿海城市。很多农民工的年轻后代都没有土地，不能简单地靠耕田去维持生计了。这是另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瞭望》周刊的专业评论员们警告道：“如果2009年大批失业农民工超过半年以上还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游荡在城市，问题就会很严重……社会矛盾已形成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一旦有适当的导火索，往往迅速爆发，冲突升级快。”

近期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多起警方暴力或者是官僚专横跋扈都引发了大规模的暴乱。这些事件的共同特征是小部分人与官僚们发生冲突后，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并引发了上千人有时是上万人上街抗议。这就证明了除了尼泊尔之外，整个亚洲大陆中贫富悬殊地区的社会危机很严重。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虽然这几年靠高的GDP增长率来维持稳定。如果在未来增长率急剧下跌，那么情况将会十分糟糕。

经济急剧下滑

中国2008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是百分之九，五年来最低，但是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还没有公布，据某些评估的结果可能会低至5.5%。很多所谓的专家，从中国官方的到西方金融机构的都被这次大规模经济减速震惊了。香港地区性经纪公司里昂证券最新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占到中国GDP43%份额的制造业已经接近技术性衰退。12月份的工厂产出减少和工资减薪的幅度创下了记录，调查还显示整个制造业活动性连续五个月下降。甚至是有工作的人也感觉到压力很大。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从能源业和银行业到旅游业的工人们都为了保住工作而被迫接受减薪。中国企业巨头如联想和华为公司等等，最近都因为全球市场的萎缩而裁员。

在北京的统治集团对这些突而其来的事态发展感到惊慌。夏末中国领导人还否认经济变坏，因为一方面是他们盲目而愚蠢地信赖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是去年举办奥运会和西藏暴动等抗议事件使得他们分心了。直到九月底工业生产已经急剧减速后，他们才醒过来。更加悲惨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增长期积累起来的股市，房市，生产能力过剩等等的巨大泡沫将会破灭。这个后泡沫的崩溃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历史阶段，与其他地区的情况相似，随着投机的过度，生产基地会被摧毁，这样一来工人们的处境将会十分困难。这就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除非工人们组织起来去推翻资本主义。

即使是采取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也只是会取得暂时的效果而已（代价是以后会引发更加大的问题），例如11月份公布的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是仅仅小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最大型方案。这个方案不太可能阻止严重经济紊乱和衰退的发生，以后将会出现更高的失业率和更低的生活水平。经济危机还压缩了政府调控的空间，2008年财政收入下降了3%，而前一年是扩增了32%。地方政府要承担这个刺激经济方案的四分之三费用，不过它们的处境更差。这就像是日本发行大量公债的例子一样，工人阶级将为此付出代价。

凯恩斯主义措施

随着事实越来越明显，有些著名的评论员已经逐渐意识到北京这个刺激经济方案的局限性了，在11月份本网站已经有过讨论。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告诉瞭望周刊：“这个保8%增长率的4万亿刺激方案难以达到大量增加就业的目标。”另一位经济学家茅于轼解释说，政府的经济政策仍然是追求高的增长数字，而没有去制造工作机会和提高人民的税后收入。

据政府的计划，作为一个例子，三年期的铁路扩建将制造300万个职位。这些是暂时的低工资的建筑业职位，北京的一揽子计划的核心就是这些基础建设项目。理论上这样能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但是对于中国大量的失业人口来说是不够的。每年都新增两千万人进入劳动市场找工作。即使北京的一揽子计划达到了它的保八目标，据瞭望周刊的专家组预测，也就只能创造出八百万个新职位而已，远远不能满足失业人口的需求。经济学家鲁比尼的观点被广泛引用，他分析说如果中国没有9%到10%的经济增长率，那么将会使经济出现“硬着陆”，事实上也就是经济衰退了。

当政策实施的时间越来越近，这个模糊的一揽子计划中的矛盾面变得清晰起来。例如在雇佣中国10%劳动力的房地产行业，政府说是要让群众买得起房子，而另一方面则救房市去要求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稳定价格。这样就导致房市的螺旋式下降。很明显，北京不能同时完成这些目标。然而当房价继续下降后，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全球衰退，工业生产收缩，收入减少和慢性的生产能力过剩等等诸多原因，将会产生许多不良贷款从而引发银行危机。

11月份的一揽子计划说是要刺激消费，但是它包含了反工人的措施从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比如冻结本已低得可怜的最低工资水平。新措施包含了增加公共开支，估计具体方案在农历新年期间公布。这些措施还包括减税，目的是增加消费者支出。但是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国经济人要交税，其他人的收入低到不够交税的资格。依靠减税去刺激消费都是要靠那些本来就是属于少数的城市中产阶级。这个阶层的人正遭受到工作不稳定，房产价值缩水和股票贬值（去年股市下跌了66%）的影响，所以难以确定这样的措施是鼓励消费而不是鼓励应对困难时期的高储蓄。

即使考虑到北京的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高盛公司还是预测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是6%，而摩迪国际的预测仅为5%。中国高级官僚林毅夫任职副行长的世界银行的预测是7.5%，并警告北京的一揽子计划对挽救经济来说是不够的，除非加上更加多的社会福利经费开销。中国现在的教育经费比印度的还要低，仅仅为GDP的3.3%。急需巨大的资金去建新学校，去培养教师，去免除各种学杂费和引进新技术等等。中国的教育系统混乱而且资金缺乏，引发了过去的半年内至少八个省份的教师罢工事件。但是这样的危机不是北京新凯恩斯主义政策所关注的。新刺激经济措施是大企业和被危机蹂躏的房地产业的利益所决定的。一揽子计划是去挽救这些公司的，而不是去缓解人民大众的困境。

外部环境

如今中国的富人阶层和他们的代理人政府官员们都十分不安了。上海证券的彭蕴亮说，大家都知道2009年对正在发展的中国来说是最困难的一年，人们真的很焦虑。

多年来中国的高级官员在全球商界和老总面前都是享受着“明星般”的待遇，现在情况改变了。金融评论家们抱怨政府已经“失去了方向”。背负巨大压力的中央政府被认为能够出新的奇招，仿佛真的有资本主义危机的解药似的。与其他政府一样北京将会使出各种匪夷所思的招数，比如说购买它自己的债务（政府债券）或者是故意地制造通货膨胀(当通缩到一定程度)。这些政策的所有后果都是工人和穷人将为此买单。

受到危机打击的美国银行花期集团对中国经济的强势十分迷信，花期银行的调查报告指出，我们十分有信心中国政府有决心并有能力实现百分之八的增长率。

彭博社专栏作家威廉佩谢克驳斥了这个观点（1月7日）：“这是个问题。中国的官员制造增长率，工作职位和减贫。他们有规律性的政策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的信任。但是不要忘记，是外部环境使得中国取得这样的成绩。”

我们社会主义者不会认同佩谢克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中国独裁政权的亲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表扬，但是佩谢克正确地定义了“外部环境的趋势”是中国取得的“成功”的关键因素。现在中国比其他大经济体更加地融入了全球经济。当12月份美国国会最初否决挽救底特律汽车三巨头的一揽子方案时，上海和华南的一些为美国汽车制造部件的工厂都关闭了。这个例子驳倒了关于经济“退耦”的无知理论。即使是在所谓的九十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其实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只是亚洲受到打击最大而已），中国也受到深刻影响，1999年的GDP增长降至7.1%。这个数字被怀疑是中国夸大了的。那时中国的出口只占GDP的21%，而现在是37%，因为中国更加地融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了。即使是在金融领域，尽管是资本控制，中国的股市和楼市的内爆表明了这些领域都是全球投机系统的一部分。

历史的幽灵

中国政权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当然了经济问题是决定性的。今年将有几个重要的周年纪念日，这些纪念日放在今年这种环境当中很容易引发反政府情绪，甚至是社会运动。1949革命的纪念日10月1日就是其中一个。当局的说谎专家们将会把这次国庆包装成一个“民族国家建立”的里程碑，而全然抹去群众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内容。如果经济危机继续恶化的话，这次60周年纪念日有可能会引发群众公开批评政府甚至是示威抗议。

更为令人心碎的日子是6月4日，北京64大屠杀20周年纪念日。1989年发生的民主运动蔓延到了130个城市，尽管存在大量官方的不实报道和严格的审查制度，当这个日子越来越近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们将会在网上进行活跃的讨论。这些讨论有可能与经济和政治不满合并一起从而引发公开的抗议。

12月发布的“08宪章”是政治压力的一个重要标记，该宪章要求公民权和多党选举。最初签署08宪章的三百人包括了律师，作家和草根维权人士，现在签名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人。这是近年来最大胆的公开挑战中共政权的举动，结果是包括参加了天安门事件的刘晓波等五人被捕了。宪章作者们支持资本主义的“市场自由”观点，要求土地私有化（一部分党内人士赞成）。尽管我们社会主义者反对这些主张，但是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要求释放被捕的刘晓波和其他签字者，并捍卫他们宣传自己思想的权力。我们支持他们主张的关于基本权利的民主诉求，同时我们也指出只有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才能带来真正民主的改变。然而这样的群众运动将会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的大富翁都支持中国这个“共产党”专制政权了。

今年三月将是去年西藏动乱的一周年，刚好也是达赖喇嘛逃亡的50周年。西藏民族主义运动发生了内部危机，因为它的领导人希望通过协商和外交压力得到北京的让步已经证明是无效的。同时北京的强硬镇压更加分化了西藏人，这种分化甚至是发生在经济衰退之前。

西藏事件突出了中国领导人的两难处境，他们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去控制公众的不满。很多警方过分暴力会使相对小的事件变成很大，例如11月份的甘肃龙南事件，当时有上万名农民（有报道说是5万）在一小群人被警方粗暴对待后，包围了政府办公楼。但是提供“胡萝卜”，比如说做出某种让步，会给执政党带来风险。在重庆的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与罢工的出租车司机代表们举行了三个小时的现场直播会议，无意地引发了其他地区的多起司机罢工，他们竞相效仿重庆的司机反对高额租赁费和高燃油费。后来党内强硬派指出这种“民主”的花招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当经济危机继续加深，党内高层和他们的地方代理人所用的反经济危机措施的区别将会呈现出来，还有怎么样去阻止公众的抗议。这些抗议将是自从89民主运动被镇压后还没出现过的。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社会主义者和劳工积极活动分子们必须从这里汲取必要的论点。就像是《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恰当地指出：“如果导致中国共产党发生统治危机是因为2009年资本主义制度的动荡而不是因为1989年共产主义的崩溃，那么这将会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性的事件。”[《金融时报》, 2008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