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的精神——言语谨慎
> 在大学里时，我常泡在图书馆里以消磨时光，我偶然读了《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一书，该书里面的篇篇文章都出自名人学者之手，其所表达的思想自然具有权威性，这权威性到底是指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或许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我一生反对权威，到头来我自己却成了权威——能给出一解！一旦某篇文章出自某某知名人士，便带有权威性，也就能唬人了。而大学生却是最容易被吓住的了，因为大学生是这样的群体：他们最反对权威但又最迷信权威。
> 大学生们一听说有某知名人士来校作讲座时，便怀着仰慕的心情趋之若骛，若所讲的主题他们较为熟悉，他们就表现出怀疑精神来，否则，他们便迷信起来！
> 我曾作为一个大学生，何曾免于此！
> 现在我就要把我的怀疑精神的一面表现一下！
>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里面有位教授邓晓芒在他的“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说方式的比较”一文中说“再看看司马牛问‘仁’，他的回答只有一句：‘仁者其言也仞’，就是说：仁人说话是不太机灵的，说话笨一点就是‘仁’了，司马牛就发问了：其言也仞，斯谓之‘仁’矣乎？意思是说话笨一点，这就叫‘仁’了吗？孔子的回答就更加答非所问了：为之难，言之得无仞乎？意思是做起来很难，说话能不迟钝吗？这个回答可以说是驴唇不对马嘴，同时这句话本身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说得容易，做起来很难，或者做起来很容易，但是说不清楚，这种事情太多，孔夫子在这里似乎是不太讲道理的，有的注者这样解释：孔子这么说，是针对司马牛多嘴的缺点，但是从言谈本身来说，司马牛问的是‘仁’，而不是什么小事情，你怎么能把多嘴随意上升到如此的高度呢？迟钝还是多嘴不是‘仁’的根本问题，所以这表面看起来是对话，但实质上它只是一番教训。”
> 这段话的意思并不难理解！我本来还以为“司马牛问仁”的那段对话也并不难理解的，用不着邓晓芒教授作出这一番滑稽的讲解并以一种新的诠释来教喻大家的！《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些人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是在从事解读符码，从偶然性中发现本质，撕开表象身上的神秘面纱而揭示隐藏着的真象的工作。”表面上看，邓晓芒教授似乎想做一个这样的自命不凡的人，想从孔子的言谈方式及其内容（符码）中发现某种意义上的本质，然而他的整篇文章，至少上面引用的那段话，实质上是“反本质主义”的，换言之，它是实用主义的，只要能服务于他自己的论说目的和需要，他能对孔子的言谈方式及其内容进行随意的诠释！
> 我为了揭示邓晓芒教授在这段话中表现出来的“反本质主义”倾向，特意查看了上海古藉出版社出版的《论语注释》中关于该对话的注释：“司马牛问仁，孔子说：‘具备仁的人，他的言语谨慎，’司马牛说：‘言语谨慎就叫做仁了吗？’孔子说：‘做起来难，说能不谨慎吗？’”朱喜在《集注》中说：“忍也，难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发，盖其德之一端也。”看来“司马牛问仁”这段对话的确不难理解，并且朱席也认为迟钝还是多嘴的确是仁的根本问题之一（德之一端）。
> 我在此打算看看在“司马牛问仁”这段对话中孔子的回答是否是答非所问，或者说孔子这样的回答是否是驴唇不对马嘴，这是其一。其二是孔子这样的回答是否经得起推敲，或者说孔子这样的回答是否有道理。其三是孔子有没有把多嘴随意上升到如此的高度，或者说多嘴是否是仁的根本问题。
> 为了弄清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言谈方式入手进行剖解，先来看看“颜渊问仁”这段对话：
>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显然这段对话的结构与“司马牛问仁”那段对话的结构是有差别的，但两者的言谈方式却完全是一样的，并且两者在内容上也有重叠互补处。重叠处是两者都是问“仁”，互补处是两者涉及了“仁”的不同方面。从这些角度来看，两者在结构上也可以相同，从孔子的角度看，两者在结构上更为可能相同了，而现在两者的不同是由于问者不同，一个是颜渊，另一个据说是多嘴多舌的司马牛。现在让我们试着把“颜渊问仁”的对话结构转换为“司马牛问仁”的对话结构：
> “颜渊问仁，子曰：‘仁者克己复礼。’曰：‘克己复礼，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 然而“颜渊的问仁”是不可能如司马牛那样的，据说司马牛是一个多嘴的人，也就是说他不迟钝，这样的人必然口快，这从其问仁上就可见一般，司马牛问仁后，孔子回答了“仁者，其言也仞”并准备进一步用“为之难，言之得无仞乎”来解释为什么“仁者，其言也仞”。而司马牛却抢着问：“其言也仞，斯谓之仁矣乎”孔子自然顺着原来的思路回答下去了。如果“司马牛问仁”能如颜渊那样的话，那么这段对话的结构就会是这样的：
>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为之难，言之得无仞乎。”
> 很显然这样的回答并非如邓晓芒所谓的答非所问，更不是驴唇不对马嘴了！
> 现在来看第二个问题，既孔子的这样回答是否经得起推敲，其回答是否有道理。同时回答第三个问题：孔子有没有把多嘴随意上升到如此的高度，或者说多嘴是否是仁的根本问题。
> 按邓晓芒教授的意思，似乎孔夫子把说话谨慎与否放到仁的高度是不恰当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前面提到过，朱子认为说话迟钝与否确是仁的根本问题之一。我们必须承认言语谨慎可以上升到仁的高度，孔夫子回答说“为之难，言之得无仞乎。”意思是做起来难，说能不谨慎吗？这样的回答非常合乎道理。具有仁德的人他的言语一定是谨慎的。原因很简单，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反对“言而无信”的。这样的意思在论语中到处都是。且看：
>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 子曰：“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 子曰：“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
> 子复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 子曰：“巧言……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
> 子曰：“先言而后从之。”
> 子曰：“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只要不忘平生之言。”
>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言。”
> 这样看来，孔夫子把言语谨慎与否放到如此高度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孔夫子一向注意言行的统一的，而有两种情况能导致言行的不统一，一是说者能做而不去做，既口头上答应或说要做某事，并且完全能够做到却不去践履。这种行为属于明显的“言而无信”。二是明明自己做不到，却夸夸其谈，吹牛自己能怎样怎样，到头来，什么也做不成，大家一般不知这种行为也属于“言而无信”。孔子反对“言而无信”，既反对前者，同时也反对后者。孔子在“司马牛问仁”那段对话中的回答，正是针对司马牛多嘴多舌而说出一些冒冒失失的话，到头来却不能做到，给人以“言而无信”的感觉，让人笑话。在《论语》“里仁第四”中，有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古时候言语不随意出口，是耻于自身的行为做不到。孔子在人的言行上非常强调谨慎，就言行关系而言，两者不一是违背“仁”和“信”的。更有甚者，如孔子的弟子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意思是子路在有所听说后而不能施行时，就害怕又听到些什么？在子路看来不但说了一定要做到，而且听了也一定要做到，其对言行的统一如此。可见言行统一不但孔子本人极其重视，而且孔子的弟子也很重视，在儒家，多嘴与否确是仁的根本问题之一。这样看来在“司马牛问仁”中孔子那样的回答一方面具有针对性，另一方面也完全与儒家的“仁”的根本精神一致的。岂容邓晓芒教授在那腾口徒说，总之，孔子那样的回答不但很经得起推敲，或者说很有道理，而且孔子并没有把多嘴随意上升到如此高度，或者说多嘴与否的确是“仁”的根本问题之一。
> 可见，邓晓芒教授的那段话完全是无稽之谈，我真希望他能言语谨慎些，这样差不多一可以不误他人，二又能不至于被人笑话！
> 最后，我还想说几句，现在象邓晓芒教授这样的学者虽在少数，这少数的人往往欺大学生们在某方面的无知，而信口雌黄，结果只能是误人子弟。我真诚的希望我们大学生们能亲自去看看我们的圣经《论语》！这样在自己有了直接的认识后，就不至于受人蒙骗（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了！
2009年2月22日星期日
我译自CWI的以色列政权的野蛮攻击杀死和伤害成千上万人，留给加沙的是一片废墟（初稿）
以色列政权的野蛮攻击杀死和伤害成千上万人，留给加沙的是一片废墟
呼吁停火，但冲突的根源仍然在——至关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
工人国际委员会国际秘书处，罗伯特•贝歇特
中东地区的群众再次经历了更多的痛苦，伤害和死亡。这种对加沙地带的攻击一直是一边倒的暴行。 据报道第一天有225人丧生，这是以色列历史上血腥的一日。
在国际上，以色列政府的宣传是为了阻止对以色列南部地区的导弹袭击，这样的破坏性打击是必要的。可以说这种大规模的袭击是完全不对称的而且无助于实现和平。有着越来越多的表明这场战争影响到平民的证据，其中包括袭击联合国建造的难民营，这些越来越令人义愤填膺。社会主义者反对哈马斯的一些政策和方法，但是一刻也没有因此而削弱我们要求立即停止对加沙袭击所从事的活动。
以色列政府发起的这种对巴勒斯坦人进行集体惩罚的目的之一是破坏对在2006年1月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哈马斯的支持并打击巴勒斯坦的反压迫和反占领的意志。以色列和埃及封锁加沙地带的目的是要使人们服软而顺从地接受帝国主义强加到他们身上的任何协议。战争的另一个目的是迫使巴勒斯坦人接受以色列、反动的阿拉伯政权和帝国主义可以接受的领导人。
以色列政府的最直接的战争目标，即于2月10日的重新选举，更可能无法实现。力量进一步右转，尤其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和利伯曼的Yisrael Beitenu（以色列我们的家园） ，在投票中已有所获。虽然这一屠杀展示了以色列军队2006年在黎巴嫩发动的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失败后的军事力量，但对以色列统治阶级而言，它没有提供解决办法。
巴勒斯坦工人阶级和穷人承受的这场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是，不管以色列政权短期内得到了什么，从长远来看，它不会给以色列工人阶级带来什么积极的东西。这种屠杀不会带给以色列劳动人民和平或安全。相反，它会导致又一轮冲突，其中巴勒斯坦的工人阶级和穷人，包括以色列犹太工人，将受害最深。
这场战争再次向巴勒斯坦人提出尖锐的问题：他们如何才能结束压迫和实现解放。显然，阿拉伯政权，甚至那些口头上谴责这一攻击的阿拉伯政权，并不能使巴勒斯坦群众免受压迫。相反，他们更害怕激进的巴勒斯坦人民以及他们自己的人民。这一经验再次表明，巴勒斯坦工人和穷人只能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真正地保护自己并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安全。
挑拨离间法塔赫和哈马斯
试图通过踏平加沙大部分地区来使人们疏离哈马斯而转向效忠更为顺服的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领导是完全错误的。哈马斯由于关键成员的死亡在军事上可能已经减弱，但在政治上，哈马斯可能得到加强。哈马斯最初赢得支持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比法塔赫领导层更少腐败和更少顺从帝国主义者。这场战争的结果将是进一步削弱对法塔赫的支持和加强更为激进的势力。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其他势力加大努力来支持法塔赫的原因。该计划是使由法塔赫当政的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自治政府）来控制重建资金的分配，特别是沙特阿拉伯承诺的10亿美元，并扮演有限的角色以管理加沙与埃及的边界。华尔街日报报道'欧洲联盟高级官员'称： “欧盟将不会帮助重建因以色列的进攻而被毁的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直到加沙由欧盟可接受的统治者管辖” 。同一篇文章报道，在'耶路撒冷的西方外交官' 说明他们的计划就是：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自治政府）回来拯救加沙人民。这就是我们直言不讳的观点“ 。 （ 1月20日）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为加沙及其受苦受难的人民争取自决和给予的所谓的人道主义帮助！
这场战争是以色列政府以应对来自加沙地带的导弹袭击为借口而蓄意挑起的。它的唯一的理由是哈马斯除非在解除封锁情况下将拒绝延长6个月的停火'（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的字面上的'平静'），并恢复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南部地区发射相对较少而且作用不大的导弹。当然，对当地居民来说，这是恐怖活动，但与以色列军队所造成的伤亡相比，它们造成相对较小的破坏和生命丧失。尽管如此，它们给了奥尔默特政府理由来发动战争并使它能够调动绝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支持打击。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把这些导弹看作是主要问题，而把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及其苦难放在次要的位置。
社会主义者和支持其他被压迫人民一样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武装行动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然而，为了行之有效，这种自卫的行动必须建立在群众的支持上并处在通过基层委员会组织起来的更广泛的人们的民主要求下。否则，秘密民兵组织的发展有演变成刑事勒索并使得以色列安全人员更容易渗透进去的危险。
此外，火箭袭击的策略以及此前针对以色列公民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工人国际委员会反对这样的方法和目标——不能捍卫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并导致了目前绝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支持国家的打击的后果。认为这种袭击将向犹太人显示以色列军队不能保护他们从而能破坏以色列国家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主要作用是加强右翼民族主义分子的力量和加强对这场战争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和它的国际支持者乔治•布什一样，以色列政府的宣传机器，不断重复提到“导弹袭击”，同时限制所有外国记者进入加沙地带以试图限制报道以色列的导弹、炮弹所造成的大屠杀。
虽然这一打击的时间选择正值以色列大选前期以及布什政府的结束，军事行动的强度和范围表明它有着更大的战争目的。他们以此证明以色列的军事力量，破坏加沙地带的基础设施以削弱哈马斯的统治，如果可能的话，通过除去选举产生的哈马斯政府实现政权改变而代之以更为顺服的对人友好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
如果不是更长的时间的话，这场战争已经准备了6个月。其中一部分就是组织宣传机器以使人们认为这种打击纯粹是防止哈马斯从加沙发射导弹。但是，尽管导弹袭击，国际上人们普遍知道这场战争是不对称的。在过去三个星期里， 13名以色列人——10名士兵和3名平民——被炸死。这一模式屡见不鲜。在2005年7月，加沙地带发射的导弹导致11名以色列人死亡，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造成在加沙地带的1290个巴勒斯坦人，包括222个儿童死亡。 2007年，尽管没有来自那里的导弹发射，83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正如2006年在黎巴嫩，以色列空军以'和平'的名义袭击消灭了整个家庭。
整个三个星期的攻击，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政府担心打击持续的时间越长，阿拉伯国家发生重大剧变并升级为更大的战争的可能性就更高。面对中东不断上涨的愤怒和世界各地日益增加的厌恶，主要的大国被迫出来采取行动，但尽管联合国出台了有关决议而且尼古拉•萨尔科齐在该地区往来穿梭，事情一如往常。现在有可能建议在加沙和埃及边界，也许在加沙地带及其与以色列的边界驻入外国军队来管辖这个边境。但是，这不会给予巴勒斯坦人行动的自由，更遑论自决权了。在黎巴嫩的国际部队并没有阻止2006年的入侵。最后，这些部队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反对，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是捍卫帝国主义列强利益的。
给以色列的袭击正当性辩护的谎言和歪曲说明是无耻的。侵略者把它的行动说成是防御性的做法是正常的。因此，以色列政府根本无视这一事实，它仍然占领着，或在加沙地带的情况下，包围在1967年战争中霸占的领土。以色列外交部长齐皮•利夫尼在世界面前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却无视以色列在被占领土地内外所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利夫尼的虚伪尤为突出的是她的父母是右翼犹太团体伊尔根的关键成员，该团体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实施了简直是最血腥的恐怖行为， 它1946年在耶路撒冷炸毁大卫王酒店。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们使用了作为一种禁止在平民区使用的战争武器的白磷弹，以色列军队只是回避他们是否使用了白磷弹。
以色列精英不断操纵大屠杀的记忆，试图压制批评，更重要的是利用以色列犹太人的恐惧心理。但是，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的悲剧是他们处在如此情势下，只要资本主义和剥削依然存在，它们将面临反复的战争以及担心如果他们被打败将被'推入海'，直到他们看到一种替代办法，许多以色列的犹太人将具有一种被围困的心态并为此可能会导致支持他们政府的侵略。
为投票支持'错误路线'而遭受惩罚
当前军事行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6年1月，那时哈马斯在选举中以获得44 ％的选票和巴勒斯坦议会132个席位中74个而胜选后，以色列炮击加沙地带。本次投票震惊了希望其2005年从加沙地带撤军将使顺从的法塔赫领导层掌管该地区的以色列政府。
担心哈马斯呼吁抵抗会破坏它的计划，以色列政府试图在加沙施加影响以改变该政权。以色列政府试图通过使加沙居民转而反对哈马斯来削弱哈马斯，这些没有成功。后来在美国杂志名利场上记载的一项美国支持的发动政变反对哈马斯的企图在2007年6月哈马斯把法塔赫从加沙地带逐出而被挫败。然而，在约旦河西岸得到以色列政权帮助的占主导地位的法塔赫日益设法镇压哈马斯的支持者。今天，40多个哈马斯议员遭到监禁，而其他人遭到暗杀。
帝国主义者虚伪地谴责哈马斯2007年6月的行动并接着加强封锁加沙地带。尽管中东地区的主要顾问向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切尼供认说， “所发生之事基本上不是哈马斯发动的政变而是法塔赫企图发动政变以便在哈马斯可能发动之前先发制人” 。帝国主义列强和腐败的阿拉伯政权完全支持这些针对哈马斯的举动，他们恐怕哈马斯的成功将推进中东地区的反抗
只有当“民主”适合他们的需要时，帝国主义列强才谈'民主' ，如果产生了他们不喜欢的结果，那么它们就不谈“民主”了。没有一个大国曾就目前的企图禁止巴勒斯坦各党派参与2月份的以色列大选发表评论。正如巴勒斯坦人，在帝国主义者看来，他们投票支持'错误的路线' ，帝国主义者没有提及哈马斯在2006年选举中的获胜，而只是一再谴责它为恐怖组织。因此，埃及关闭了进入加沙地带的拉法过境点，同时以色列政府扣留属于巴勒斯坦当局的税收收入并减少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卡车。很快有一连串的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攻击和反击。
在解释和反对以色列和美国和阿拉伯打击上，社会主义者并不给哈马斯以政治支持。尽管哈马斯有反帝国主义和反腐败的言论，但哈马斯是一个亲资本主义的运动。它试图把自己独特的宗教观点强加给社会并且会无情镇压巴勒斯坦人中间的对手。哈马斯的政策和策略最终将阻碍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其目前得到的支持是因为许多巴勒斯坦人认为哈马斯领导人比起它的对手法塔赫更少腐败以及他们语言上更为激进地反对以色列的侵略。以色列政府对哈马斯的妖魔化是虚伪的，最初，以色列秘密工作支持哈马斯的基金会，以破坏作为其当时的强大的竞争对手的世俗的巴解组织。但是，正如发生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沙特资助的阿富汗的'伊斯兰抵抗运动'一样，其用意是把他们作为一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变得过于强大并且威胁到了他们的前资助国。但是，反对哈马斯的政策并帮助建立能为了工人阶级，被压迫者和穷人的利益而结束冲突的工人的组织与抵抗以色列，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政府之间并不矛盾。
精心布置的陷阱
去年，由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团体从加沙地带发射的导弹只是违反为期6个月的'平静'中的一个——以色列军队利用这个“平静”期来为他们的行动认真地做好准备。'平静期'之前，以色列政府借助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政权不断增强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在2005年年底，禁止来自加沙的大部分工人进入以色列工作。然后加沙的商业贸易活动遭到了大大的限制，最终，从2006年年中开始，人道主义援助也遭到挤压。其结果是，去年加沙只收到2005年收到的进口物资的25 ％。这就是为什么加沙的一个主要要求是解除封锁。在加沙的边界挖了数以百计的隧道，这些隧道主要并不是用于以色列和西方国家政府声称的武器走私活动，而是努力克服封锁的影响。
到去年年底，这种封锁变得越来越紧。据华尔街日报报导说， “在十一月五日和开始的最近的冲突之间，平均每天只允许16辆卡车进入加沙地带，而十月份是每天123辆和2007年5月时是每天475辆” （ 1月8日） 。11月5日的日子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以色列军队打击后的一天，它开始了实施最新攻击的倒计时。实际上，以色列政府把加沙置于饥饿的口粮配给状态中：联合国说，大约需要40辆卡车以满足加沙每日的最低限度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甚至联合国也说到了以色列的对加沙的集体惩罚。
这种经济封锁和军事打击驱使哈马斯除非在开放边境的情况下将拒绝延长六个月的“平静”，同时也驱使哈马斯重新向以色列南部地区发射导弹，哈马斯领导层切实地掉进了这个陷阱，使得以色列政府政治上更容易发动这个选举前的战争。
以色列11月4号的袭击导致哈马斯六个成员的死亡后，哈马斯拒绝延长六个月'平静'启动了这个陷阱。以色列军方声称有情报显示挖隧道的目的是绑架以色列士兵。
情报和恐怖主义信息中心（ ITIC ）记录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该中心的资料由以色列政府发布。以前的记录表明在7月至10月的4个月里只有11枚火箭弹和15发迫击炮炮弹从加沙发射过来， ITIC报告说， “在6个月的平静期，该恐怖组织发射了223枚火箭弹和139发迫击炮炮弹” ，其中大部分是“在11月4日和12月19日之间的6个星期里”发射的。
显然， 11月4日的袭击改变了局势，这正是它打算这样做的。看来很清楚，以色列政府正在努力筹划10月底确定的2月10日的选举前的行动的时间表。
有许多报道说，哈马斯愿意维持停火，同时要求解除封锁。12月中旬它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开罗讨论这个问题。大约在同一时间，美国前总统卡特会见了设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哈马斯政治局的主席马沙尔。马沙尔表示，“如果有迹象表明以色列将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哈马斯愿意回到停火状态。几天后，以色列安全机构辛贝特的总负责人尤瓦迪斯12月21日举行的以色列内阁会议中说： “没有错，哈马斯有意维持休战” 。尽管哈马斯领导人说如果通道被打开他们将继续延长停火，但以色列和埃及政府拒绝这样做。
看来，停火协议12月19日结束后哈马斯发射火箭弹不一定是一个长期的攻势的开始。ITIC说，袭击事件12月24日达到高峰。换句话说，以色列空军12月27日发动“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前，导弹袭击已经减少。埃及报纸金字塔报（ 1月20日）引述米什尔的话说，哈马斯只计划为期3天的军事反应。相反，加沙遭到了22天的屠杀。
由于这种错误判断，以及哈马斯并不是基于动员群众而落于挑衅。它可以动员加沙地带的人们以诉求在停火计划中同意重新开放加沙边界。不能说要求打开与埃及的边界的大规模动员是恐怖主义。这样的行动，再加上呼吁埃及人的支持，将使穆巴拉克政权处于难以忍受的境地下，要么开放边界，要么将面临反抗。
这不是梦想。不到一年前，拉法附近的边境炸开一个洞后，群众行动保证了11天自由进出，直到哈马斯同意将其重新关闭。去年12月，哈马斯领导人希望发射几百枚导弹将改变这种状况。相反这给了以色列政府借口以发动它希望的选举前的战争。去年1月/ 2月使边境保持开放的群众行动是一个例子，和两次巴勒斯坦人起义一样表明这种形式的斗争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的关键。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开始质疑哈马斯的政策和策略，正如以前法塔赫的政策和策略受到质疑一样。
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的集体惩罚——封锁和军事行动——只会加深对以色列的敌意。它不会损害到哈马斯或加强法塔赫的地位。它使得巴勒斯坦人团结起来反对以色列。然而，以色列军方指望厌战情绪可以创造一个更为顺从的情绪。随着哈马斯领导人急于显示以色列人应对任何新的战斗的负责，在加沙似乎结合着绝望和渴望报仇的情绪。
有达成交易的任何机会吗？
有可能受欢迎的遭监禁的法塔赫领导人巴尔古提（Marwan Barghouti）在未来的发展中会发挥作用。在第二次起义期间，巴尔古提的受欢迎程度得到了提高，在本世纪初，他作为一个法塔赫武装分支坦兹姆的领导人被以色列人监禁起来，他从法塔赫中分裂出来并组成一个新党al-Mustaqbal（未来） 。在2006年1月选举中，他与法塔赫联合起来参加选举。后来，巴尔古提帮助起草了由来自许多团体，其中包括哈马斯的知名的遭监禁的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联合协议。作为战犯全国安抚文件的这个声明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政府以及同以色列打交道提供了基础。巴尔古提可能尚未被释放，因为帝国主义者企图以某种交易的形式干涉较受欢迎的领导人。
但是，即使一个临时交易也取决于以色列的局势。尽管政府试图呈现出加沙战争取得了胜利的形象，战争仍然不可能挽救前进党和工党的联盟，而且利库德集团领导的政府可以尝试摆出一个更为好斗的姿态。尽管一些帝国主义列强希望解决问题而同意形成两个国家，以色列精英中关键部分将不会允许任何形成一个可行的巴勒斯坦国的走向。他们担心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即使是试图形成一个这样的国家，将增添该地区新的不稳定因素。
然而，在以色列境内对战争的质问将增加。虽然这种质疑在名声扫地的2006年黎巴嫩战争中很快出现，现在可能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因为加沙战争正在呈现出成功的形象。但是，不可避免地，大家会问：长远的未来是什么？尽管以色列的打击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主要是因为导弹和上世纪90年代哈马斯的自杀式袭击的策略，只有少数人反对，其中包括一些军人。在特拉维夫和雅法有相当大的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联合示威以反对战争。即使在战争的支持者中也没有支持长期重新占领加沙地带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的犹太人会问：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在以色列社会的两极分化将继续下去。极端民族主义者将要求采取进一步的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随着新闻报道了所发生的事情，其他国家也将越来越对大规模杀害平民尤其是儿童的做法感到憎恶。如果试图表明以色列国没有取得胜利而恢复导弹攻击或新的自杀性袭击，这样的发展可能中断。
围困的心态和大屠杀的遗痕是个有力的问题，以色列精英经常利用这些问题。尽管玩世不恭的利用，如果为了劳动人民和穷人的利益要打破这种僵局，这些是必须考虑到的真正的因素。除非提供给以色列的犹太人一个可行的替代办法，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绝大多数人将用尽一切手段反击。
变弱的以色列
以色列犹太人不是一个单一集团。这里有着越来越明显的阶级分化，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取消了这个福利国家的许多方面的福利后。自以色列成立以来就有种族隔离。土生土长的以色列精英歧视到1995年占进入以色列的移民45 ％以上的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在过去十年中出现了工人和学生的重要斗争，包括大罢工和示威，随着世界经济灾难的展开，这种斗争再三地爆发。如果利库德集团再次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它会迅速导致阶级斗争的发展。这些可能带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人运动的可能性以作为在以色列的战斗力量，同时也作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工人共同斗争的一步。
国际上，对以色列攻击加沙的野蛮行径越来越多的深恶痛绝削弱了以色列的力量，特别是在2006年黎巴嫩战争之后。视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为不稳定因素并希望尝试'解决'的部分世界帝国主义可能利用这一点。
新的奥巴马政府的倡议可能会努力走上这条道路，并要求以色列撤出部分1967年战争后占领的领土，他也许会与哈马斯接触，寻求让他们参与某种形式的巴勒斯坦民族团结政府。在这场战争中，奥尔默特主张'土地换和平'的交易，这是奥巴马政府现在所推动的。然而，虽然这些举动调子很高而且会提升希望，在这一天结束时，它们都将被证明是有限的。沿着这些路线，没有什么交易可以挑战资本主义的统治，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地区性霸权。毫无疑问，巴勒斯坦工人和穷人会再次发现自己被出卖了。
这场战争在阿拉伯国家的舆论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阿拉伯群众愤怒了，但没有看到具体该怎么做。即使现在只有有限的街头抗议活动，在未来，将感觉到这场战争的影响。
中东的政权显然视哈马斯为一种威胁。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亲美的政权视哈马斯和逊尼派运动以及伊朗之间的连接为一种公开的道路使什叶派伊朗领导层获得对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的影响力。非常有效地反对法塔赫的哈马斯的反腐败和反帝国主义的宣传还可以激励人们反对与帝国主义勾结的腐败的不民主的政权。一位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分析师说： “哈马斯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合法性” 。这在迈沙勒出席1月15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首脑会议上反映出来了。本次会议上，再次显示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裂，埃及和沙特阿拉伯政权没有出席。
这场战争准备着一个更动荡的中东，特别是对那些有效地支持了这一袭击和2006年攻击黎巴嫩的政权。奥巴马可能会使大量的阿拉伯政权卷入进来，试图在不同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但协议并不等于解决办法。
中东产生冲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无法满足人们的社会和经济需要和它无力解决民族问题上的冲突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努力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控制这个重要的地区。这些都加深了整个区域的民族冲突，因为如果不推翻精英统治和资本主义，它们就不能得到解决。直到这样做以前，跨越整个中东地区的周期性的战争和压迫和剥削是不会结束的。
和平的基础
对一些人来说，这一最新战争可能是60年里已席卷该地区的无穷无尽的一系列冲突的一个而已。面对看似棘手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有些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出路以及中东地区的人们注定要遭受一个又一个灾难。
这不是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中东的人民大众希望生活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下。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认为，真正的和平是可以实现的。然而，唯一可能的是，如果劳动人民——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的犹太人——在承认它们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谈判达成一项协议而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替代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
这只能通过巴勒斯坦领土上和以色列以及该地区的工人阶级和穷人的独立的行动和组织的发展达到。这种运动将不得不反对资本主义和当地腐败的精英，并捍卫全体劳动人民的民族权益，这样才能取得成功。他们应该捍卫这样的理念，即所有工作的人应受益于中东地区的财富。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为建立双方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开辟道路，以实现真正的和平。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主义运动，统治精英将利用群众对该地区将面临一个持续循环的流血冲突的恐惧维持其统治。
为了反对地方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利益，这类组织可以争取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一个真正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巴勒斯坦国，这能够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并且可以与社会主义以色列和平共存。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开放根据当地人民的愿望重新划定的边界，让耶路撒冷成为共同的首都，并保障所有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这样巴勒斯坦人的困境才可以得到解决。只有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民族的权利得到解决，权利的问题才转向那些不希望被看作是一种威胁的问题。社会主义巴勒斯坦和社会主义以色列可能是该地区自由和自愿的社会主义邦联的一部分。
跟着多年遭受的压迫和多年的斗争以及不能确保根本的改变， 加上过去几周加沙遭受的可怕的痛苦，这些肯定会在巴勒斯坦人之间就下一步该怎么做激起讨论和辩论。腐败的法塔赫领导人和哈马斯的局限性将导致重新寻找一条前进的道路，其中群众斗争和社会主义替代的思想将会得到响应。
在以色列，重要的是这场战争一开始就遭到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联合的抗议。然而，在以色列的这个抗议，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只有极少数人并且遭到了特别针对进行抗议的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镇压。然而，这一以色列的抗议标明人们将承认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个预先计划的选举前的战争和今后的任何战争并不能保证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安全。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经历了这些残暴的事件和遭受巨大的苦难，以色列领导人的玩世不恭，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腐败，再加上世界经济危机必然的影响，会为开始建设可以反抗压迫、贫穷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组织创造机会。
Israeli regime’s brutal assault kills and injures thousands, leaves Gaza in ruins
Ceasefire called but root causes of conflict remain – socialist solution vital!
Robert Bechert,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CWI
Once again the masse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endured more suffering, injury and death. This attack on Gaza has been one of overwhelmingly brutality. On the first day, 225 people were reported killed, one of the bloodiest days in Israel’s history.
Internationally, Israeli government propaganda that the destruction was necessary to stop missile attacks on southern Israel was not accepted. The scale of the attack was seen as being out of all proportion and would do nothing to bring peace. The growing evidence of the war’s impact on civilians, including the strikes on those sheltering in UN buildings, increased the outrage. Socialists’ opposition to some of Hamas’ policies and methods did not for a minute dent our campaigning for an immediate end to this attack on Gaza.
One aim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n inflicting this collective punishment on the Palestinians was to undermine support for Hamas, which won the January 2006 Palestinian assembly elections, and crush the Palestinian will to resist oppression and occupation. The Israeli and Egyptian blockade of Gaza was designed to soften up the population so that they would tamely accept any agreement that imperialism foisted onto them. Another aim war was to force Palestinians into accepting leaders who were acceptable to the Israeli state, reactionary Arab regimes, and imperialism.
It more than likely t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s most immediate war aim, re-election on 10 February, will not be achieved. The forces further to the right, particularly Benjamin Netanyahu’s Likud and Avigdor Lieberman’s Yisrael Beitenu (Israel Our Home), have gained in the polls. While this slaughter illustrates the Israeli army’s military power, following its defeat in the 2006 war on Hezbollah in Lebanon, it has not provided a solution for the Israeli ruling class.
This war’s cost to the Palestinian working class and poor is enormous. But, whatever the short-term gains for the Israeli regime, in the longer term, it will bring nothing positive to the Israeli working class. This slaughter will not bring peace or security to the working people of Israel. On the contrary, it will lead to another cycle of conflict in which the working class and poor, Palestinian but also Israeli Jewish workers, will suffer most.
This war again poses sharply to Palestinians the questions of how they can end oppression and achieve liberation. Clearly, the Arab regimes, even those which verbally denounced this assault, are incapable of preventing the oppression of the Palestinian masses.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more fearful of a radicalisation of the Palestinians and their own populations. This experience has shown again that it will only be through their own actions that the Palestinian workers and poor can really defend themselves and realise genuine freedom and security.
Playing Fatah against Hamas
The idea that levelling large parts of Gaza would lead its population to switch their allegiance from Hamas to the more compliant Mahmoud Abbas and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PLO) leadership is utterly false. Hamas may have been militarily weakened, with key personnel killed, but politically, Hamas is likely to emerge strengthened. Hamas originally built its support because it was seen as less corrupt and less amenable to imperialism than the Fatah leadership. This war is resulting in a further weakening of Fatah’s support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more radical forces.
This is why the US and other powers are increasing their efforts to bolster Fatah. The plan is to give the West Bank-based Palestinian Authority (PA), which Fatah runs, control of the distribution of reconstruction funds, especially the promised $1 billion from Saudi Arabia, and a limited role in administering Gaza’s border with Egyp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d a ‘top European Union official’ saying the EU “wouldn’t help to rebuild buildings and infrastructure destroyed in Israel’s offensive until Gaza is governed by rulers acceptable to the EU”. The same article reported a ‘Western diplomat in Jerusalem’ explaining their plan: “The PA comes back to save the people of Gaza. That’s the narrative”. (20 January) So much for self-determination and humanitarian help for Gaza and its suffering people!
This war was deliberately provoked by the Israeli government under the cover of dealing with missile attacks from Gaza. Its only justification was Hamas’ refusal to extend the six-month ‘ceasefire’ (literally, ‘calm’ in Arabic and Hebrew) unless the blockade was lifted, and the resumption of firing of relatively small, and not very effective, missiles from Gaza into southern Israel. Naturally, this terrorizes the local population, but they have caused relatively minor damage and loss of life, unlike the casualties inflicted by the Israeli military. Nevertheless, they gave Ehud Olmert’s government a cause for war and enabled it to mobilise the vast majority of Israeli Jews behind the assault. The US and other governments made these missiles the major issue, pushing to second place the slaughter and suffering of the Palestinians.
Socialists support the right of Palestinians, like any oppressed people, to defend themselves through armed action if necessary. However, to be effective, such defensive action has to be based on mass support, and under the democratic direction of the wider population, organised through grassroots committees. Otherwise, there is the danger that secretive militia organisations develop that can degenerate into criminal extortion and be infiltrated more easily by the Israeli security services.
Moreover, the policy of rocket attacks and, previously, suicide bombings against Israeli citizens – methods and targets the CWI opposes – cannot defend the Palestinians and has led to the current overwhelming Israeli-Jewish support for the state’s onslaught. The argument that such attacks will show Jews that the Israeli military cannot defend them and, thereby, undermine the Israeli state is wrong. Their main effect has been to strengthen the right-wing nationalists and support for this war. This is why the Israeli government’s propaganda machine, and its international supporters like George Bush, keep repeating the mantra of ‘missile attacks’, while keeping all foreign journalists out of Gaza to try to limit reports of the carnage wrought by Israeli missiles and shells.
While the timing of this onslaught flowed from the early general election in Israel and the end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 intensity and scope of the military action shows that it had far wider war aims. They were to demonstrate again the power of Israel’s military, wreck Gaza’s infrastructure to cripple Hamas rule and, if possible, secure regime change by removing the elected Hamas government and replacing it with more compliant elements around the outgoing Palestinian president Mahmoud Abbas.
This war had been prepared for six months, if not longer. Part of this was the organisation of a propaganda machine that would try to present this attack as purely defensive against the missiles fired from Gaza. But, notwithstanding the missile attacks, there was general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ly that the battle was not between equals. In these past three weeks, 13 Israelis – ten soldiers and three civilians – were killed. This pattern has been seen before. During 2005-7, eleven Israelis were killed by missiles fired from Gaza while Israeli military action killed 1,290 Palestinians in Gaza, including 222 children. In 2007, 83 Palestinians were killed by Israeli action in the West Bank despite no missiles being fired from there. As in Lebanon in 2006, the Israeli air assaults have wiped out whole families in the name of ‘peace’.
Throughout the three-week assault the Israeli and other governments feared that the longer the fighting continued, the higher was the possibility of major upheavals in Arab countries and the escalation into a wider war. Faced with rising ange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growing disgust around the world, the major powers were compelled to appear to act but, despite UN resolutions and Nicolas Sarkozy flying around the region, nothing happened. Possibly now there will be the suggestion to put in foreign troops to police the borders between Gaza and Egypt, perhaps inside the Gaza Strip itself and on its border with Israel. But this will not give freedom of movement, let alone self-determination, to the Palestinians. The international forces in Lebanon did not prevent the 2006 invasion. Eventually, such forces can face increasing opposition as they are seen to be defend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imperialist powers.
The lies and distortions justifying the Israeli attack were shameless. As is normal, the aggressor presents its actions as simply defensive. Thus, the Israeli government simply ignores the fact that it still occupies or, in the case of Gaza, lays siege to the territories it seized in the 1967 war. Israeli foreign minister, Tzipi Livni, stood before the world denouncing terrorism while ignoring the Israeli state terror employed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and beyond. Livni’s hypocrisy is particularly striking as her parents were key members of Irgun, the right-wing Jewish group that carried out the single most deadly terrorist act in Israel/Palestine, the 1946 bombing of the King David Hotel in Jerusalem. Despite growing evidence of their use, the Israeli military are simply evasive on whether they used white phosphorous shells, banned as a weapon of war in civilian areas.
The Israeli elite continually manipulate the memory of the Holocaust to try to silence critics and, more importantly, play on the fears of Israeli Jews. But the tragedy for the Jews in Israel is that they are in a situation where, as long as capitalism and exploitation remains, they face repeated wars and the fear of being ‘pushed into the sea’ if they are defeated. Until they see an alternative, many Israeli Jews will have a siege mentality that can lead to support for their government’s aggression.
Punished for voting the ‘wrong way’
THE HISTORY OF the current cycl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dates back to January 2006 when Israel fired artillery shells into Gaza following Hamas’ victory in the elections, with 44% of the vote and 74 of the 132 seats in the Palestinian parliament. This vote shocked the Israeli government which hoped that its 2005 withdrawal from Gaza would enable the pliant Fatah leadership to run the area.
Fearing that Hamas’ calls for resistance would undermine its plans, the Israeli government sought to effect regime change in Gaza. Immediately, attempts began to undermine Hamas by turning the Gaza population against it. These did not succeed. A US-backed attempt to stage a coup against Hamas, later documented in the US magazine Vanity Fair, was thwarted in June 2007 by Hamas ousting Fatah from Gaza. However, in the West Bank the more dominant Fatah, aided by the Israeli regime, increasingly sought to suppress Hamas supporters. Today, over 40 Hamas MPs are imprisoned, while others have been assassinated.
Hypocritically, the imperialists denounce Hamas’ June 2007 action and justify the subsequent tightened blockade of Gaza. This is despite the admission by the main Middle East advisor to the then US vice-president Dick Cheney that, “what happened wasn’t so much a coup by Hamas but an attempted coup by Fatah that was pre-empted before it could happen”. The imperialist powers and the corrupt Arab regimes fully backed these moves against Hamas, fearing that its success would boost opposition throughout the Middle East.
When it suits them the imperialist powers speak about ‘democracy’, but not when it produces results they do not like. None of the major powers have commented on the current attempt to ban Palestinian parties from standing in February’s Israeli election. As the Palestinians, in imperialism’s view, voted the ‘wrong way’, no reference is made to Hamas’ 2006 election victory and it is just repeatedly denounced as a terror group. Thus, Egypt closed the Rafah crossing into Gaza while the Israeli government withheld tax receipts owed to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ies, cutting the number of trucks carrying humanitarian supplies. Soon there was a series of Israeli and Hamas attacks and counter-att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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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xplaining and opposing the Israeli-US-Arab assault, socialists do not give political support to Hamas. Despite its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corruption rhetoric, Hamas is a pro-capitalist, movement. It seeks to impose its own particular religious views on society and can ruthlessly suppress its opponents among Palestinians. Hamas’ policies and tactics will ultimately set back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liberation. Its present support is because many Palestinians see the Hamas leaders as much less corrupt than their Fatah counterparts and more militant in their language against Israeli aggression. The hypocrisy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s demonization of Hamas is that, originally, the Israeli secret services supported Hamas’ foundation in order to undermine its stronger rival at the time, the secular PLO. But, as happened with the CIA and Saudi-funded ‘Islamic resistance’ in Afghanistan, what was intended as a pawn became too powerful and a threat to their former sponsors. But opposition to Hamas’ policies, and helping to build workers’ organisations that can end the conflic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 class, oppressed and poor, is not in contradiction to resisting the Israeli, US and other imperialist governments.
A carefully laid trap
Last year, the firing of missiles from Gaza by Hamas and other Palestinian groups were only one of the breaches of the six-month ‘calm’ – which the Israeli military used to carefully prepare Operation Cast Lead. Prior to the ‘calm’, the Israeli government steadily imposed a tighter and tighter blockade of Gaza, aided by the regime of Hosni Mubarak in Egypt. In late 2005, workers from Gaza were mostly barred from entering Israel to work. Then Gaza’s commercial trade was massively restricted and, finally, from mid-2006, humanitarian aid was squeezed. The result was that last year Gaza received only 25% of the imported supplies it received in 2005. This was why one of the main demands of Gazans was a lifting of the blockade. The hundreds of tunnels dug under Gaza’s borders are not mainly for weapon smuggling, as Israeli and western governments claim, but to try to overcome the effects of the blockade.
This siege was tightened even more towards the end of last ye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d that “between November 5 and the start of the most recent conflict, an average of 16 trucks a day were allowed into Gaza, down from 123 a day in October and 475 a day in May 2007”. (8 January) The 5 November date is significant, as it was the day after the Israeli military raid that started the countdown to the latest assault. Effectively, the Israeli government put Gazans on starvation rations: the UN says it requires about 40 trucks daily to meet Gazans’ minimal needs. This was why even the UN spoke of Israel’s ‘collective punishment’ of Gaza.
The economic siege and military raids provoked Hamas into rejecting a continuation of the six month ‘calm’ unless the border was opened, and resuming missile attacks into southern Israel. The Hamas leadership effectively fell into this trap and made it politically easier for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o launch its pre-election war.
This trap was triggered by the provocation of the first significant breach in the ‘calm’ when, on 4 November, an Israeli raid killed six Hamas members. The Israeli military claimed that it had intelligence that a tunnel was being dug for the purpose of abducting Israeli soldiers.
What happened next was recorded by the Intelligence and Terrorism Information Center (ITIC), an organisation whose material is published by the Israeli government. Having previously recorded only eleven rockets and 15 mortar shells fired from Gaza in the four months between July and October, the ITIC reported that “during the six months of the lull, the terrorist organisations fired 223 rockets and 139 mortar shells”, with most of them fired “during the six weeks between November 4 and December 19”.
Clearly, the 4 November raid changed the situation, as it was intended to do. It seems clear t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was working to a timetable of preparing for action in the run-up to the 10 February election, an election called at the end of October.
There are many reports that Hamas wanted to maintain the truce, while demanding that the blockade be lifted. It sent a delegation to Cairo in mid-December to discuss this. Around the same time, former US president Jimmy Carter met Khaled Meshal, the Syrian-based chairman of the Hamas political bureau, in Damascus. Meshal indicated that Hamas was willing to go back to the ceasefire, “if there was a sign that Israel would lift the siege on Gaza”. A few days later, Yuval Diskin, head of Israel’s security agency, Shin Bet, told the 21 December meeting of the Israeli cabinet: “Make no mistake, Hamas is interested in maintaining the truce”. While Hamas leaders kept saying they would extend the truce if the crossings were opened, the Israeli and Egyptian governments refused to do so.
It seems that the barrage of rockets that Hamas fired after the truce ended on 19 December was not necessarily the start of a long offensive. The ITIC said that the attacks peaked on 24 December. In other words, the attacks subsided before the Israeli air force launched Operation Cast Lead on 27 December. The Egyptian newspaper Al-Ahram (20 January) quoted Meshal as saying that Hamas only expected a three-day military response. Instead, there was a 22-day slaughter.
Because of this misjudgement, and because Hamas is not based on the mobilisation of the masses, it fell into this provocation. It could have mobilised the population in Gaza around its main demand of reopening the Gaza border, as agreed in the ceasefire plan. A mass mobilisation to the border with Egypt demanding that it be opened could not have been described as terrorism. Such action, combined with an appeal to Egyptians for support, would have put the Mubarak regime in an impossible position, either having to open the border or face revolt.
This is not a dream. Less than a year ago, after a hole was blown in the border near Rafah, mass action secured free travel for eleven days until Hamas agreed to its re-closure. In December, the Hamas leaders hoped that firing a few hundred missiles would change the situation. Instead this gave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he excuse it had wanted to launch a pre-election war. The mass action that kept the border open in January/February last year was an example, like the two intifadas, that this form of struggle is the key to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ver time, the policies and tactics of Hamas will start to be questioned, as were Fatah’s previously.
The collective punishment of the Palestinians in Gaza – by siege and military action – has only deepened the hostility towards Israel. It has not undermined Hamas or strengthened Fatah’s position. It has united Palestinians against Israel. However, the Israeli military may be counting on war-weariness to create a more submissive mood. It seems that there is in Gaza a combination of despair and desire for revenge, with Hamas leaders anxious to show that the Israelis are responsible for any renewed fighting.
Any chance of a deal?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popular jailed Fatah leader, Marwan Barghouti, may play a role in future developments. Barghouti’s popularity grew during the second intifada,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as a leader of Tanzim, a Fatah armed branch. Jailed by the Israelis he split from Fatah to form a new party, al-Mustaqbal (The Future). He ran on a joint list with Fatah in the January 2006 elections. Later, Barghouti helped draft the joint agreement by prominent imprisoned Palestinian leaders from most groupings, including Hamas. This statement, the National Conciliation Document of the Prisoners, put forward the basis for a Palestinian 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and a deal with Israel. Barghouti could yet be released in an attempt by imperialism to involve the more popular leaders in some kind of deal.
But even a temporary deal depends on the situation in Israel. Despite the attempt by the government to present the Gaza war as a victory, the war is still unlikely to save the Kadima-Labour coalition, and a Likud-led government could attempt an even more aggressive attitude. Despite the wishes of some imperialist powers for a settlement that allows for the formation of two states, key sections of the Israeli elite will not allow any moves towards the formation of a viable Palestinian state. They fear that such a state, even the attempt to form one, would add a new destabilising factor into the region.
Nevertheless, within Israel there will be increased questioning of the war. While such questioning came quickly after the discredited 2006 Lebanon war, it may take a bit longer now as the Gaza war is being presented as a success. But, inevitably, the question will be asked: what is the long-term future? Although there was overwhelming Israeli support for the attack, mainly because of the missiles and Hamas’ previous suicide bomb strategy in the 1990s, there was a minority in opposition, including some in the military. In Tel Aviv and Jaffa there were sizeable joint Palestinian–Jewish demonstrations against the war. Even among the war’s supporters there was no support for a long term reoccupation of Gaza.
Over time, Israeli Jews will ask: what has really been achieved? The polarisation in Israeli society will continue. The extreme nationalists will demand further action against the Palestinians. Others will feel growing revulsion at the mass killings of civilians, especially children, as full news of what happened is reported. Such a development could be cut across if there is a major resumption of missile attacks, or new suicide attacks, in an attempt to show the Israeli state that it has not won.
The siege mentality and the legacy of the Holocaust are powerful issues which are regularly exploited by the Israeli elite. Despite the cynical exploitation, these are real factors that have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f this deadlock is to be broken in the interests of working people and the poor. Unless a viable alternative is offered to Israeli Jews the vast majority will fight with all means if they think that their very existence is threatened.
A weakened Israel
Israeli jewry is not a homogeneous bloc. There are increasingly sharp class divisions, especially after the neo-liberal dismantling of many parts of the welfare state. From the formation of Israel there have been racial divisions. The original Israeli elite discriminated against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who made up over 45% of the migrants into Israel until 1995. The past decade has seen important workers’ and students’ struggles, including big strikes and demonstrations, which are likely to be repeated as a result of the unfolding world economic disaster. If Likud again pursues neo-liberal policies it could quickly lead to class battles developing. These could carry within them possibilities for building a genuine workers’ movement as a fighting force in Israel, and also as a step towards common struggles by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workers.
Internationally, mounting revulsion against the savagery of the assault on Gaza has weakened Israel’s position, especially as it comes after the 2006 Lebanon war. This may be used by those sections of world imperialism that see the Israeli government’s policies as destabilizing and wish for some attempt at a ‘settlement’.
It is likely that the new Obama administration’s initiative will try to go down this road, calling for some Israeli withdrawal from lands occupied after the 1967 war and, perhaps, making contact with Hamas to seek to involve them in some kind of Palestinian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Before this war, Olmert argued for a ‘land for peace’ deal, which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may now push for. However, while these moves would be made with great fanfare and raise hopes,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y will prove to be limited. No deal along these lines would challenge the domination of capitalism, including Israel’s regional strength. Undoubtedly, the Palestinian workers and poor will find themselves betrayed, yet again.
This war has had a huge effect on opinion in Arab countries. The mass of Arabs were furious, but did not see concretely what could be done. Even if there were only limited protests on the streets, the impact of this war will be felt over the next period.
Hamas is clearly seen as a threat to Middle East regimes. The ties between Hamas, a Sunni movement, and Iran are seen by the pro-US regimes in Egypt and Saudi Arabia as opening a way for the Shia Iranian leadership to gain influence in predominately Sunni countries. Hamas’ anti-corruption and anti-imperialist propaganda that was so effective against Fatah can also inspire opposition to the rotten and undemocratic regimes tied to imperialism. One US Brookings Institute analyst said that “Hamas has never had this much legitimacy”. This was reflected in the attendance of Meshal at the 15 January Arab and Iranian summit in Doha, Qatar. This meeting again showed the divisions among Arab states as the Egyptian and Saudi Arabian regimes did not attend.
This war has set the scene for more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especially for those regimes that effectively supported this attack and the 2006 assault on Lebanon. Obama may try to involve a larger number of Arab regimes in an attempt to reach agreement on different issues, but agreement is not the same as a settlement.
The root causes of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lie in capitalism’s inability to mee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needs of the population, its inability to resolve the conflicting national questions, and the continual efforts by the imperialist nations to maintain a grip over an economically and strategically vital region. These have deepened the national conflicts throughout the region because they cannot be resolved without the overthrowing of the ruling elites and capitalism. Until this is done there will be no end to the periodic wars, repression and deprivation that extends through much of the Middle East.
The basis for peace
To some, this latest war may seem as yet one more in an apparently endless series of conflicts that has swept the region for over 60 years. Faced with the seemingly intractable conflict between Jews and Palestinians some may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no way out and that the people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doomed to suffer one calamity after another.
This is not the view of socialists. The mass of the Middle Eastern population want to live in peace and security. The CWI believes that genuine peace is achievable. However, this is only possible if working people –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Jewish – negotiate a deal on the basis of recognising their common interests, and building a socialist alternative as a way to achieve them.
This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action and organisation by the working class and poor in the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Israel and the region. Such movements would have to stand against capitalism and the corrupt regional elites, and in defence of the national rights of all working people if they are to succeed. They should defend the idea that all working people should benefit from the wealth of the Middle East. In this way, trust and cooperation could be built between the two sides, opening the way to genuine peace. Without such socialist movements the ruling elites will maintain their rule by exploiting the fears of the masses, and the region will face a continued cycle of bloody conflict.
Against the interests of their local rulers and imperialism such organisations could fight for a socialist solution – a genuinely independent socialist Palestine that can satisfy the national aspirations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which could exist alongside a socialist Israel. Only within a socialist framework can the plight of the Palestinians be resolved, with open borders redraw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shes of local people, a shared capital in Jerusalem, and with guaranteed democratic rights for all national minorities. Only with the national rights of the Palestinians and Israelis resolved would the question of the right to return of those who wish to not be seen as a threat. A socialist Palestine and a socialist Israel could, in turn, be part of a free and voluntary socialist confederation of the region.
The terrible suffering of Gaza over the past weeks, coming on top of years of oppression, struggles and failure to secure fundamental change, is sure to provoke discussion and debate among Palestinians over what to do next. The rottenness of the Fatah leadership and the limitations of Hamas will result in a new search for a way forward in which the ideas of mass struggle and a socialist alternative will be able to find an echo.
Within Israel it is significant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war, there was opposition to it with joint Jewish and Palestinian protests. However, in Israel this opposition, in which the CWI played a role, was in a small minority and suffered repression, which was particularly aimed at the Israeli Arabs who protested. Nevertheless, this Israeli opposition laid down a marker that will come to be recognised as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is pre-planned election war, and any future wars, will not guarantee security for Israeli Jews.
The experience of these brutal events, the immense suffering of the Palestinians in Gaza, the cynicism of the Israeli leaders, the rottenness of the Arab leaders, coupled with the inevitable impact of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will create the opportunity to begin to build socialist organisations that can fight against oppression, poverty and capitalism.
呼吁停火，但冲突的根源仍然在——至关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
工人国际委员会国际秘书处，罗伯特•贝歇特
中东地区的群众再次经历了更多的痛苦，伤害和死亡。这种对加沙地带的攻击一直是一边倒的暴行。 据报道第一天有225人丧生，这是以色列历史上血腥的一日。
在国际上，以色列政府的宣传是为了阻止对以色列南部地区的导弹袭击，这样的破坏性打击是必要的。可以说这种大规模的袭击是完全不对称的而且无助于实现和平。有着越来越多的表明这场战争影响到平民的证据，其中包括袭击联合国建造的难民营，这些越来越令人义愤填膺。社会主义者反对哈马斯的一些政策和方法，但是一刻也没有因此而削弱我们要求立即停止对加沙袭击所从事的活动。
以色列政府发起的这种对巴勒斯坦人进行集体惩罚的目的之一是破坏对在2006年1月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哈马斯的支持并打击巴勒斯坦的反压迫和反占领的意志。以色列和埃及封锁加沙地带的目的是要使人们服软而顺从地接受帝国主义强加到他们身上的任何协议。战争的另一个目的是迫使巴勒斯坦人接受以色列、反动的阿拉伯政权和帝国主义可以接受的领导人。
以色列政府的最直接的战争目标，即于2月10日的重新选举，更可能无法实现。力量进一步右转，尤其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和利伯曼的Yisrael Beitenu（以色列我们的家园） ，在投票中已有所获。虽然这一屠杀展示了以色列军队2006年在黎巴嫩发动的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失败后的军事力量，但对以色列统治阶级而言，它没有提供解决办法。
巴勒斯坦工人阶级和穷人承受的这场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是，不管以色列政权短期内得到了什么，从长远来看，它不会给以色列工人阶级带来什么积极的东西。这种屠杀不会带给以色列劳动人民和平或安全。相反，它会导致又一轮冲突，其中巴勒斯坦的工人阶级和穷人，包括以色列犹太工人，将受害最深。
这场战争再次向巴勒斯坦人提出尖锐的问题：他们如何才能结束压迫和实现解放。显然，阿拉伯政权，甚至那些口头上谴责这一攻击的阿拉伯政权，并不能使巴勒斯坦群众免受压迫。相反，他们更害怕激进的巴勒斯坦人民以及他们自己的人民。这一经验再次表明，巴勒斯坦工人和穷人只能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真正地保护自己并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安全。
挑拨离间法塔赫和哈马斯
试图通过踏平加沙大部分地区来使人们疏离哈马斯而转向效忠更为顺服的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领导是完全错误的。哈马斯由于关键成员的死亡在军事上可能已经减弱，但在政治上，哈马斯可能得到加强。哈马斯最初赢得支持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比法塔赫领导层更少腐败和更少顺从帝国主义者。这场战争的结果将是进一步削弱对法塔赫的支持和加强更为激进的势力。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其他势力加大努力来支持法塔赫的原因。该计划是使由法塔赫当政的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自治政府）来控制重建资金的分配，特别是沙特阿拉伯承诺的10亿美元，并扮演有限的角色以管理加沙与埃及的边界。华尔街日报报道'欧洲联盟高级官员'称： “欧盟将不会帮助重建因以色列的进攻而被毁的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直到加沙由欧盟可接受的统治者管辖” 。同一篇文章报道，在'耶路撒冷的西方外交官' 说明他们的计划就是：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自治政府）回来拯救加沙人民。这就是我们直言不讳的观点“ 。 （ 1月20日）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为加沙及其受苦受难的人民争取自决和给予的所谓的人道主义帮助！
这场战争是以色列政府以应对来自加沙地带的导弹袭击为借口而蓄意挑起的。它的唯一的理由是哈马斯除非在解除封锁情况下将拒绝延长6个月的停火'（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的字面上的'平静'），并恢复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南部地区发射相对较少而且作用不大的导弹。当然，对当地居民来说，这是恐怖活动，但与以色列军队所造成的伤亡相比，它们造成相对较小的破坏和生命丧失。尽管如此，它们给了奥尔默特政府理由来发动战争并使它能够调动绝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支持打击。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把这些导弹看作是主要问题，而把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及其苦难放在次要的位置。
社会主义者和支持其他被压迫人民一样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武装行动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然而，为了行之有效，这种自卫的行动必须建立在群众的支持上并处在通过基层委员会组织起来的更广泛的人们的民主要求下。否则，秘密民兵组织的发展有演变成刑事勒索并使得以色列安全人员更容易渗透进去的危险。
此外，火箭袭击的策略以及此前针对以色列公民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工人国际委员会反对这样的方法和目标——不能捍卫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并导致了目前绝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支持国家的打击的后果。认为这种袭击将向犹太人显示以色列军队不能保护他们从而能破坏以色列国家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主要作用是加强右翼民族主义分子的力量和加强对这场战争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和它的国际支持者乔治•布什一样，以色列政府的宣传机器，不断重复提到“导弹袭击”，同时限制所有外国记者进入加沙地带以试图限制报道以色列的导弹、炮弹所造成的大屠杀。
虽然这一打击的时间选择正值以色列大选前期以及布什政府的结束，军事行动的强度和范围表明它有着更大的战争目的。他们以此证明以色列的军事力量，破坏加沙地带的基础设施以削弱哈马斯的统治，如果可能的话，通过除去选举产生的哈马斯政府实现政权改变而代之以更为顺服的对人友好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
如果不是更长的时间的话，这场战争已经准备了6个月。其中一部分就是组织宣传机器以使人们认为这种打击纯粹是防止哈马斯从加沙发射导弹。但是，尽管导弹袭击，国际上人们普遍知道这场战争是不对称的。在过去三个星期里， 13名以色列人——10名士兵和3名平民——被炸死。这一模式屡见不鲜。在2005年7月，加沙地带发射的导弹导致11名以色列人死亡，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造成在加沙地带的1290个巴勒斯坦人，包括222个儿童死亡。 2007年，尽管没有来自那里的导弹发射，83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正如2006年在黎巴嫩，以色列空军以'和平'的名义袭击消灭了整个家庭。
整个三个星期的攻击，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政府担心打击持续的时间越长，阿拉伯国家发生重大剧变并升级为更大的战争的可能性就更高。面对中东不断上涨的愤怒和世界各地日益增加的厌恶，主要的大国被迫出来采取行动，但尽管联合国出台了有关决议而且尼古拉•萨尔科齐在该地区往来穿梭，事情一如往常。现在有可能建议在加沙和埃及边界，也许在加沙地带及其与以色列的边界驻入外国军队来管辖这个边境。但是，这不会给予巴勒斯坦人行动的自由，更遑论自决权了。在黎巴嫩的国际部队并没有阻止2006年的入侵。最后，这些部队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反对，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是捍卫帝国主义列强利益的。
给以色列的袭击正当性辩护的谎言和歪曲说明是无耻的。侵略者把它的行动说成是防御性的做法是正常的。因此，以色列政府根本无视这一事实，它仍然占领着，或在加沙地带的情况下，包围在1967年战争中霸占的领土。以色列外交部长齐皮•利夫尼在世界面前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却无视以色列在被占领土地内外所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利夫尼的虚伪尤为突出的是她的父母是右翼犹太团体伊尔根的关键成员，该团体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实施了简直是最血腥的恐怖行为， 它1946年在耶路撒冷炸毁大卫王酒店。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们使用了作为一种禁止在平民区使用的战争武器的白磷弹，以色列军队只是回避他们是否使用了白磷弹。
以色列精英不断操纵大屠杀的记忆，试图压制批评，更重要的是利用以色列犹太人的恐惧心理。但是，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的悲剧是他们处在如此情势下，只要资本主义和剥削依然存在，它们将面临反复的战争以及担心如果他们被打败将被'推入海'，直到他们看到一种替代办法，许多以色列的犹太人将具有一种被围困的心态并为此可能会导致支持他们政府的侵略。
为投票支持'错误路线'而遭受惩罚
当前军事行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6年1月，那时哈马斯在选举中以获得44 ％的选票和巴勒斯坦议会132个席位中74个而胜选后，以色列炮击加沙地带。本次投票震惊了希望其2005年从加沙地带撤军将使顺从的法塔赫领导层掌管该地区的以色列政府。
担心哈马斯呼吁抵抗会破坏它的计划，以色列政府试图在加沙施加影响以改变该政权。以色列政府试图通过使加沙居民转而反对哈马斯来削弱哈马斯，这些没有成功。后来在美国杂志名利场上记载的一项美国支持的发动政变反对哈马斯的企图在2007年6月哈马斯把法塔赫从加沙地带逐出而被挫败。然而，在约旦河西岸得到以色列政权帮助的占主导地位的法塔赫日益设法镇压哈马斯的支持者。今天，40多个哈马斯议员遭到监禁，而其他人遭到暗杀。
帝国主义者虚伪地谴责哈马斯2007年6月的行动并接着加强封锁加沙地带。尽管中东地区的主要顾问向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切尼供认说， “所发生之事基本上不是哈马斯发动的政变而是法塔赫企图发动政变以便在哈马斯可能发动之前先发制人” 。帝国主义列强和腐败的阿拉伯政权完全支持这些针对哈马斯的举动，他们恐怕哈马斯的成功将推进中东地区的反抗
只有当“民主”适合他们的需要时，帝国主义列强才谈'民主' ，如果产生了他们不喜欢的结果，那么它们就不谈“民主”了。没有一个大国曾就目前的企图禁止巴勒斯坦各党派参与2月份的以色列大选发表评论。正如巴勒斯坦人，在帝国主义者看来，他们投票支持'错误的路线' ，帝国主义者没有提及哈马斯在2006年选举中的获胜，而只是一再谴责它为恐怖组织。因此，埃及关闭了进入加沙地带的拉法过境点，同时以色列政府扣留属于巴勒斯坦当局的税收收入并减少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卡车。很快有一连串的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攻击和反击。
在解释和反对以色列和美国和阿拉伯打击上，社会主义者并不给哈马斯以政治支持。尽管哈马斯有反帝国主义和反腐败的言论，但哈马斯是一个亲资本主义的运动。它试图把自己独特的宗教观点强加给社会并且会无情镇压巴勒斯坦人中间的对手。哈马斯的政策和策略最终将阻碍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其目前得到的支持是因为许多巴勒斯坦人认为哈马斯领导人比起它的对手法塔赫更少腐败以及他们语言上更为激进地反对以色列的侵略。以色列政府对哈马斯的妖魔化是虚伪的，最初，以色列秘密工作支持哈马斯的基金会，以破坏作为其当时的强大的竞争对手的世俗的巴解组织。但是，正如发生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沙特资助的阿富汗的'伊斯兰抵抗运动'一样，其用意是把他们作为一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变得过于强大并且威胁到了他们的前资助国。但是，反对哈马斯的政策并帮助建立能为了工人阶级，被压迫者和穷人的利益而结束冲突的工人的组织与抵抗以色列，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政府之间并不矛盾。
精心布置的陷阱
去年，由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团体从加沙地带发射的导弹只是违反为期6个月的'平静'中的一个——以色列军队利用这个“平静”期来为他们的行动认真地做好准备。'平静期'之前，以色列政府借助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政权不断增强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在2005年年底，禁止来自加沙的大部分工人进入以色列工作。然后加沙的商业贸易活动遭到了大大的限制，最终，从2006年年中开始，人道主义援助也遭到挤压。其结果是，去年加沙只收到2005年收到的进口物资的25 ％。这就是为什么加沙的一个主要要求是解除封锁。在加沙的边界挖了数以百计的隧道，这些隧道主要并不是用于以色列和西方国家政府声称的武器走私活动，而是努力克服封锁的影响。
到去年年底，这种封锁变得越来越紧。据华尔街日报报导说， “在十一月五日和开始的最近的冲突之间，平均每天只允许16辆卡车进入加沙地带，而十月份是每天123辆和2007年5月时是每天475辆” （ 1月8日） 。11月5日的日子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以色列军队打击后的一天，它开始了实施最新攻击的倒计时。实际上，以色列政府把加沙置于饥饿的口粮配给状态中：联合国说，大约需要40辆卡车以满足加沙每日的最低限度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甚至联合国也说到了以色列的对加沙的集体惩罚。
这种经济封锁和军事打击驱使哈马斯除非在开放边境的情况下将拒绝延长六个月的“平静”，同时也驱使哈马斯重新向以色列南部地区发射导弹，哈马斯领导层切实地掉进了这个陷阱，使得以色列政府政治上更容易发动这个选举前的战争。
以色列11月4号的袭击导致哈马斯六个成员的死亡后，哈马斯拒绝延长六个月'平静'启动了这个陷阱。以色列军方声称有情报显示挖隧道的目的是绑架以色列士兵。
情报和恐怖主义信息中心（ ITIC ）记录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该中心的资料由以色列政府发布。以前的记录表明在7月至10月的4个月里只有11枚火箭弹和15发迫击炮炮弹从加沙发射过来， ITIC报告说， “在6个月的平静期，该恐怖组织发射了223枚火箭弹和139发迫击炮炮弹” ，其中大部分是“在11月4日和12月19日之间的6个星期里”发射的。
显然， 11月4日的袭击改变了局势，这正是它打算这样做的。看来很清楚，以色列政府正在努力筹划10月底确定的2月10日的选举前的行动的时间表。
有许多报道说，哈马斯愿意维持停火，同时要求解除封锁。12月中旬它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开罗讨论这个问题。大约在同一时间，美国前总统卡特会见了设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哈马斯政治局的主席马沙尔。马沙尔表示，“如果有迹象表明以色列将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哈马斯愿意回到停火状态。几天后，以色列安全机构辛贝特的总负责人尤瓦迪斯12月21日举行的以色列内阁会议中说： “没有错，哈马斯有意维持休战” 。尽管哈马斯领导人说如果通道被打开他们将继续延长停火，但以色列和埃及政府拒绝这样做。
看来，停火协议12月19日结束后哈马斯发射火箭弹不一定是一个长期的攻势的开始。ITIC说，袭击事件12月24日达到高峰。换句话说，以色列空军12月27日发动“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前，导弹袭击已经减少。埃及报纸金字塔报（ 1月20日）引述米什尔的话说，哈马斯只计划为期3天的军事反应。相反，加沙遭到了22天的屠杀。
由于这种错误判断，以及哈马斯并不是基于动员群众而落于挑衅。它可以动员加沙地带的人们以诉求在停火计划中同意重新开放加沙边界。不能说要求打开与埃及的边界的大规模动员是恐怖主义。这样的行动，再加上呼吁埃及人的支持，将使穆巴拉克政权处于难以忍受的境地下，要么开放边界，要么将面临反抗。
这不是梦想。不到一年前，拉法附近的边境炸开一个洞后，群众行动保证了11天自由进出，直到哈马斯同意将其重新关闭。去年12月，哈马斯领导人希望发射几百枚导弹将改变这种状况。相反这给了以色列政府借口以发动它希望的选举前的战争。去年1月/ 2月使边境保持开放的群众行动是一个例子，和两次巴勒斯坦人起义一样表明这种形式的斗争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的关键。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开始质疑哈马斯的政策和策略，正如以前法塔赫的政策和策略受到质疑一样。
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的集体惩罚——封锁和军事行动——只会加深对以色列的敌意。它不会损害到哈马斯或加强法塔赫的地位。它使得巴勒斯坦人团结起来反对以色列。然而，以色列军方指望厌战情绪可以创造一个更为顺从的情绪。随着哈马斯领导人急于显示以色列人应对任何新的战斗的负责，在加沙似乎结合着绝望和渴望报仇的情绪。
有达成交易的任何机会吗？
有可能受欢迎的遭监禁的法塔赫领导人巴尔古提（Marwan Barghouti）在未来的发展中会发挥作用。在第二次起义期间，巴尔古提的受欢迎程度得到了提高，在本世纪初，他作为一个法塔赫武装分支坦兹姆的领导人被以色列人监禁起来，他从法塔赫中分裂出来并组成一个新党al-Mustaqbal（未来） 。在2006年1月选举中，他与法塔赫联合起来参加选举。后来，巴尔古提帮助起草了由来自许多团体，其中包括哈马斯的知名的遭监禁的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联合协议。作为战犯全国安抚文件的这个声明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政府以及同以色列打交道提供了基础。巴尔古提可能尚未被释放，因为帝国主义者企图以某种交易的形式干涉较受欢迎的领导人。
但是，即使一个临时交易也取决于以色列的局势。尽管政府试图呈现出加沙战争取得了胜利的形象，战争仍然不可能挽救前进党和工党的联盟，而且利库德集团领导的政府可以尝试摆出一个更为好斗的姿态。尽管一些帝国主义列强希望解决问题而同意形成两个国家，以色列精英中关键部分将不会允许任何形成一个可行的巴勒斯坦国的走向。他们担心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即使是试图形成一个这样的国家，将增添该地区新的不稳定因素。
然而，在以色列境内对战争的质问将增加。虽然这种质疑在名声扫地的2006年黎巴嫩战争中很快出现，现在可能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因为加沙战争正在呈现出成功的形象。但是，不可避免地，大家会问：长远的未来是什么？尽管以色列的打击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主要是因为导弹和上世纪90年代哈马斯的自杀式袭击的策略，只有少数人反对，其中包括一些军人。在特拉维夫和雅法有相当大的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联合示威以反对战争。即使在战争的支持者中也没有支持长期重新占领加沙地带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的犹太人会问：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在以色列社会的两极分化将继续下去。极端民族主义者将要求采取进一步的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随着新闻报道了所发生的事情，其他国家也将越来越对大规模杀害平民尤其是儿童的做法感到憎恶。如果试图表明以色列国没有取得胜利而恢复导弹攻击或新的自杀性袭击，这样的发展可能中断。
围困的心态和大屠杀的遗痕是个有力的问题，以色列精英经常利用这些问题。尽管玩世不恭的利用，如果为了劳动人民和穷人的利益要打破这种僵局，这些是必须考虑到的真正的因素。除非提供给以色列的犹太人一个可行的替代办法，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绝大多数人将用尽一切手段反击。
变弱的以色列
以色列犹太人不是一个单一集团。这里有着越来越明显的阶级分化，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取消了这个福利国家的许多方面的福利后。自以色列成立以来就有种族隔离。土生土长的以色列精英歧视到1995年占进入以色列的移民45 ％以上的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在过去十年中出现了工人和学生的重要斗争，包括大罢工和示威，随着世界经济灾难的展开，这种斗争再三地爆发。如果利库德集团再次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它会迅速导致阶级斗争的发展。这些可能带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人运动的可能性以作为在以色列的战斗力量，同时也作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工人共同斗争的一步。
国际上，对以色列攻击加沙的野蛮行径越来越多的深恶痛绝削弱了以色列的力量，特别是在2006年黎巴嫩战争之后。视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为不稳定因素并希望尝试'解决'的部分世界帝国主义可能利用这一点。
新的奥巴马政府的倡议可能会努力走上这条道路，并要求以色列撤出部分1967年战争后占领的领土，他也许会与哈马斯接触，寻求让他们参与某种形式的巴勒斯坦民族团结政府。在这场战争中，奥尔默特主张'土地换和平'的交易，这是奥巴马政府现在所推动的。然而，虽然这些举动调子很高而且会提升希望，在这一天结束时，它们都将被证明是有限的。沿着这些路线，没有什么交易可以挑战资本主义的统治，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地区性霸权。毫无疑问，巴勒斯坦工人和穷人会再次发现自己被出卖了。
这场战争在阿拉伯国家的舆论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阿拉伯群众愤怒了，但没有看到具体该怎么做。即使现在只有有限的街头抗议活动，在未来，将感觉到这场战争的影响。
中东的政权显然视哈马斯为一种威胁。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亲美的政权视哈马斯和逊尼派运动以及伊朗之间的连接为一种公开的道路使什叶派伊朗领导层获得对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的影响力。非常有效地反对法塔赫的哈马斯的反腐败和反帝国主义的宣传还可以激励人们反对与帝国主义勾结的腐败的不民主的政权。一位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分析师说： “哈马斯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合法性” 。这在迈沙勒出席1月15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首脑会议上反映出来了。本次会议上，再次显示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裂，埃及和沙特阿拉伯政权没有出席。
这场战争准备着一个更动荡的中东，特别是对那些有效地支持了这一袭击和2006年攻击黎巴嫩的政权。奥巴马可能会使大量的阿拉伯政权卷入进来，试图在不同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但协议并不等于解决办法。
中东产生冲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无法满足人们的社会和经济需要和它无力解决民族问题上的冲突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努力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控制这个重要的地区。这些都加深了整个区域的民族冲突，因为如果不推翻精英统治和资本主义，它们就不能得到解决。直到这样做以前，跨越整个中东地区的周期性的战争和压迫和剥削是不会结束的。
和平的基础
对一些人来说，这一最新战争可能是60年里已席卷该地区的无穷无尽的一系列冲突的一个而已。面对看似棘手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有些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出路以及中东地区的人们注定要遭受一个又一个灾难。
这不是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中东的人民大众希望生活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下。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认为，真正的和平是可以实现的。然而，唯一可能的是，如果劳动人民——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的犹太人——在承认它们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谈判达成一项协议而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替代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
这只能通过巴勒斯坦领土上和以色列以及该地区的工人阶级和穷人的独立的行动和组织的发展达到。这种运动将不得不反对资本主义和当地腐败的精英，并捍卫全体劳动人民的民族权益，这样才能取得成功。他们应该捍卫这样的理念，即所有工作的人应受益于中东地区的财富。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为建立双方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开辟道路，以实现真正的和平。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主义运动，统治精英将利用群众对该地区将面临一个持续循环的流血冲突的恐惧维持其统治。
为了反对地方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利益，这类组织可以争取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一个真正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巴勒斯坦国，这能够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并且可以与社会主义以色列和平共存。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开放根据当地人民的愿望重新划定的边界，让耶路撒冷成为共同的首都，并保障所有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这样巴勒斯坦人的困境才可以得到解决。只有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民族的权利得到解决，权利的问题才转向那些不希望被看作是一种威胁的问题。社会主义巴勒斯坦和社会主义以色列可能是该地区自由和自愿的社会主义邦联的一部分。
跟着多年遭受的压迫和多年的斗争以及不能确保根本的改变， 加上过去几周加沙遭受的可怕的痛苦，这些肯定会在巴勒斯坦人之间就下一步该怎么做激起讨论和辩论。腐败的法塔赫领导人和哈马斯的局限性将导致重新寻找一条前进的道路，其中群众斗争和社会主义替代的思想将会得到响应。
在以色列，重要的是这场战争一开始就遭到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联合的抗议。然而，在以色列的这个抗议，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只有极少数人并且遭到了特别针对进行抗议的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镇压。然而，这一以色列的抗议标明人们将承认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个预先计划的选举前的战争和今后的任何战争并不能保证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安全。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经历了这些残暴的事件和遭受巨大的苦难，以色列领导人的玩世不恭，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腐败，再加上世界经济危机必然的影响，会为开始建设可以反抗压迫、贫穷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组织创造机会。
Israeli regime’s brutal assault kills and injures thousands, leaves Gaza in ruins
Ceasefire called but root causes of conflict remain – socialist solution vital!
Robert Bechert,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CWI
Once again the masse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endured more suffering, injury and death. This attack on Gaza has been one of overwhelmingly brutality. On the first day, 225 people were reported killed, one of the bloodiest days in Israel’s history.
Internationally, Israeli government propaganda that the destruction was necessary to stop missile attacks on southern Israel was not accepted. The scale of the attack was seen as being out of all proportion and would do nothing to bring peace. The growing evidence of the war’s impact on civilians, including the strikes on those sheltering in UN buildings, increased the outrage. Socialists’ opposition to some of Hamas’ policies and methods did not for a minute dent our campaigning for an immediate end to this attack on Gaza.
One aim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n inflicting this collective punishment on the Palestinians was to undermine support for Hamas, which won the January 2006 Palestinian assembly elections, and crush the Palestinian will to resist oppression and occupation. The Israeli and Egyptian blockade of Gaza was designed to soften up the population so that they would tamely accept any agreement that imperialism foisted onto them. Another aim war was to force Palestinians into accepting leaders who were acceptable to the Israeli state, reactionary Arab regimes, and imperialism.
It more than likely t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s most immediate war aim, re-election on 10 February, will not be achieved. The forces further to the right, particularly Benjamin Netanyahu’s Likud and Avigdor Lieberman’s Yisrael Beitenu (Israel Our Home), have gained in the polls. While this slaughter illustrates the Israeli army’s military power, following its defeat in the 2006 war on Hezbollah in Lebanon, it has not provided a solution for the Israeli ruling class.
This war’s cost to the Palestinian working class and poor is enormous. But, whatever the short-term gains for the Israeli regime, in the longer term, it will bring nothing positive to the Israeli working class. This slaughter will not bring peace or security to the working people of Israel. On the contrary, it will lead to another cycle of conflict in which the working class and poor, Palestinian but also Israeli Jewish workers, will suffer most.
This war again poses sharply to Palestinians the questions of how they can end oppression and achieve liberation. Clearly, the Arab regimes, even those which verbally denounced this assault, are incapable of preventing the oppression of the Palestinian masses.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more fearful of a radicalisation of the Palestinians and their own populations. This experience has shown again that it will only be through their own actions that the Palestinian workers and poor can really defend themselves and realise genuine freedom and security.
Playing Fatah against Hamas
The idea that levelling large parts of Gaza would lead its population to switch their allegiance from Hamas to the more compliant Mahmoud Abbas and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PLO) leadership is utterly false. Hamas may have been militarily weakened, with key personnel killed, but politically, Hamas is likely to emerge strengthened. Hamas originally built its support because it was seen as less corrupt and less amenable to imperialism than the Fatah leadership. This war is resulting in a further weakening of Fatah’s support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more radical forces.
This is why the US and other powers are increasing their efforts to bolster Fatah. The plan is to give the West Bank-based Palestinian Authority (PA), which Fatah runs, control of the distribution of reconstruction funds, especially the promised $1 billion from Saudi Arabia, and a limited role in administering Gaza’s border with Egyp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d a ‘top European Union official’ saying the EU “wouldn’t help to rebuild buildings and infrastructure destroyed in Israel’s offensive until Gaza is governed by rulers acceptable to the EU”. The same article reported a ‘Western diplomat in Jerusalem’ explaining their plan: “The PA comes back to save the people of Gaza. That’s the narrative”. (20 January) So much for self-determination and humanitarian help for Gaza and its suffering people!
This war was deliberately provoked by the Israeli government under the cover of dealing with missile attacks from Gaza. Its only justification was Hamas’ refusal to extend the six-month ‘ceasefire’ (literally, ‘calm’ in Arabic and Hebrew) unless the blockade was lifted, and the resumption of firing of relatively small, and not very effective, missiles from Gaza into southern Israel. Naturally, this terrorizes the local population, but they have caused relatively minor damage and loss of life, unlike the casualties inflicted by the Israeli military. Nevertheless, they gave Ehud Olmert’s government a cause for war and enabled it to mobilise the vast majority of Israeli Jews behind the assault. The US and other governments made these missiles the major issue, pushing to second place the slaughter and suffering of the Palestinians.
Socialists support the right of Palestinians, like any oppressed people, to defend themselves through armed action if necessary. However, to be effective, such defensive action has to be based on mass support, and under the democratic direction of the wider population, organised through grassroots committees. Otherwise, there is the danger that secretive militia organisations develop that can degenerate into criminal extortion and be infiltrated more easily by the Israeli security services.
Moreover, the policy of rocket attacks and, previously, suicide bombings against Israeli citizens – methods and targets the CWI opposes – cannot defend the Palestinians and has led to the current overwhelming Israeli-Jewish support for the state’s onslaught. The argument that such attacks will show Jews that the Israeli military cannot defend them and, thereby, undermine the Israeli state is wrong. Their main effect has been to strengthen the right-wing nationalists and support for this war. This is why the Israeli government’s propaganda machine, and its international supporters like George Bush, keep repeating the mantra of ‘missile attacks’, while keeping all foreign journalists out of Gaza to try to limit reports of the carnage wrought by Israeli missiles and shells.
While the timing of this onslaught flowed from the early general election in Israel and the end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 intensity and scope of the military action shows that it had far wider war aims. They were to demonstrate again the power of Israel’s military, wreck Gaza’s infrastructure to cripple Hamas rule and, if possible, secure regime change by removing the elected Hamas government and replacing it with more compliant elements around the outgoing Palestinian president Mahmoud Abbas.
This war had been prepared for six months, if not longer. Part of this was the organisation of a propaganda machine that would try to present this attack as purely defensive against the missiles fired from Gaza. But, notwithstanding the missile attacks, there was general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ly that the battle was not between equals. In these past three weeks, 13 Israelis – ten soldiers and three civilians – were killed. This pattern has been seen before. During 2005-7, eleven Israelis were killed by missiles fired from Gaza while Israeli military action killed 1,290 Palestinians in Gaza, including 222 children. In 2007, 83 Palestinians were killed by Israeli action in the West Bank despite no missiles being fired from there. As in Lebanon in 2006, the Israeli air assaults have wiped out whole families in the name of ‘peace’.
Throughout the three-week assault the Israeli and other governments feared that the longer the fighting continued, the higher was the possibility of major upheavals in Arab countries and the escalation into a wider war. Faced with rising ange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growing disgust around the world, the major powers were compelled to appear to act but, despite UN resolutions and Nicolas Sarkozy flying around the region, nothing happened. Possibly now there will be the suggestion to put in foreign troops to police the borders between Gaza and Egypt, perhaps inside the Gaza Strip itself and on its border with Israel. But this will not give freedom of movement, let alone self-determination, to the Palestinians. The international forces in Lebanon did not prevent the 2006 invasion. Eventually, such forces can face increasing opposition as they are seen to be defend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imperialist powers.
The lies and distortions justifying the Israeli attack were shameless. As is normal, the aggressor presents its actions as simply defensive. Thus, the Israeli government simply ignores the fact that it still occupies or, in the case of Gaza, lays siege to the territories it seized in the 1967 war. Israeli foreign minister, Tzipi Livni, stood before the world denouncing terrorism while ignoring the Israeli state terror employed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and beyond. Livni’s hypocrisy is particularly striking as her parents were key members of Irgun, the right-wing Jewish group that carried out the single most deadly terrorist act in Israel/Palestine, the 1946 bombing of the King David Hotel in Jerusalem. Despite growing evidence of their use, the Israeli military are simply evasive on whether they used white phosphorous shells, banned as a weapon of war in civilian areas.
The Israeli elite continually manipulate the memory of the Holocaust to try to silence critics and, more importantly, play on the fears of Israeli Jews. But the tragedy for the Jews in Israel is that they are in a situation where, as long as capitalism and exploitation remains, they face repeated wars and the fear of being ‘pushed into the sea’ if they are defeated. Until they see an alternative, many Israeli Jews will have a siege mentality that can lead to support for their government’s aggression.
Punished for voting the ‘wrong way’
THE HISTORY OF the current cycl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dates back to January 2006 when Israel fired artillery shells into Gaza following Hamas’ victory in the elections, with 44% of the vote and 74 of the 132 seats in the Palestinian parliament. This vote shocked the Israeli government which hoped that its 2005 withdrawal from Gaza would enable the pliant Fatah leadership to run the area.
Fearing that Hamas’ calls for resistance would undermine its plans, the Israeli government sought to effect regime change in Gaza. Immediately, attempts began to undermine Hamas by turning the Gaza population against it. These did not succeed. A US-backed attempt to stage a coup against Hamas, later documented in the US magazine Vanity Fair, was thwarted in June 2007 by Hamas ousting Fatah from Gaza. However, in the West Bank the more dominant Fatah, aided by the Israeli regime, increasingly sought to suppress Hamas supporters. Today, over 40 Hamas MPs are imprisoned, while others have been assassinated.
Hypocritically, the imperialists denounce Hamas’ June 2007 action and justify the subsequent tightened blockade of Gaza. This is despite the admission by the main Middle East advisor to the then US vice-president Dick Cheney that, “what happened wasn’t so much a coup by Hamas but an attempted coup by Fatah that was pre-empted before it could happen”. The imperialist powers and the corrupt Arab regimes fully backed these moves against Hamas, fearing that its success would boost opposition throughout the Middle East.
When it suits them the imperialist powers speak about ‘democracy’, but not when it produces results they do not like. None of the major powers have commented on the current attempt to ban Palestinian parties from standing in February’s Israeli election. As the Palestinians, in imperialism’s view, voted the ‘wrong way’, no reference is made to Hamas’ 2006 election victory and it is just repeatedly denounced as a terror group. Thus, Egypt closed the Rafah crossing into Gaza while the Israeli government withheld tax receipts owed to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ies, cutting the number of trucks carrying humanitarian supplies. Soon there was a series of Israeli and Hamas attacks and counter-attacks.
。
In explaining and opposing the Israeli-US-Arab assault, socialists do not give political support to Hamas. Despite its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corruption rhetoric, Hamas is a pro-capitalist, movement. It seeks to impose its own particular religious views on society and can ruthlessly suppress its opponents among Palestinians. Hamas’ policies and tactics will ultimately set back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liberation. Its present support is because many Palestinians see the Hamas leaders as much less corrupt than their Fatah counterparts and more militant in their language against Israeli aggression. The hypocrisy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s demonization of Hamas is that, originally, the Israeli secret services supported Hamas’ foundation in order to undermine its stronger rival at the time, the secular PLO. But, as happened with the CIA and Saudi-funded ‘Islamic resistance’ in Afghanistan, what was intended as a pawn became too powerful and a threat to their former sponsors. But opposition to Hamas’ policies, and helping to build workers’ organisations that can end the conflic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 class, oppressed and poor, is not in contradiction to resisting the Israeli, US and other imperialist governments.
A carefully laid trap
Last year, the firing of missiles from Gaza by Hamas and other Palestinian groups were only one of the breaches of the six-month ‘calm’ – which the Israeli military used to carefully prepare Operation Cast Lead. Prior to the ‘calm’, the Israeli government steadily imposed a tighter and tighter blockade of Gaza, aided by the regime of Hosni Mubarak in Egypt. In late 2005, workers from Gaza were mostly barred from entering Israel to work. Then Gaza’s commercial trade was massively restricted and, finally, from mid-2006, humanitarian aid was squeezed. The result was that last year Gaza received only 25% of the imported supplies it received in 2005. This was why one of the main demands of Gazans was a lifting of the blockade. The hundreds of tunnels dug under Gaza’s borders are not mainly for weapon smuggling, as Israeli and western governments claim, but to try to overcome the effects of the blockade.
This siege was tightened even more towards the end of last ye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d that “between November 5 and the start of the most recent conflict, an average of 16 trucks a day were allowed into Gaza, down from 123 a day in October and 475 a day in May 2007”. (8 January) The 5 November date is significant, as it was the day after the Israeli military raid that started the countdown to the latest assault. Effectively, the Israeli government put Gazans on starvation rations: the UN says it requires about 40 trucks daily to meet Gazans’ minimal needs. This was why even the UN spoke of Israel’s ‘collective punishment’ of Gaza.
The economic siege and military raids provoked Hamas into rejecting a continuation of the six month ‘calm’ unless the border was opened, and resuming missile attacks into southern Israel. The Hamas leadership effectively fell into this trap and made it politically easier for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o launch its pre-election war.
This trap was triggered by the provocation of the first significant breach in the ‘calm’ when, on 4 November, an Israeli raid killed six Hamas members. The Israeli military claimed that it had intelligence that a tunnel was being dug for the purpose of abducting Israeli soldiers.
What happened next was recorded by the Intelligence and Terrorism Information Center (ITIC), an organisation whose material is published by the Israeli government. Having previously recorded only eleven rockets and 15 mortar shells fired from Gaza in the four months between July and October, the ITIC reported that “during the six months of the lull, the terrorist organisations fired 223 rockets and 139 mortar shells”, with most of them fired “during the six weeks between November 4 and December 19”.
Clearly, the 4 November raid changed the situation, as it was intended to do. It seems clear t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was working to a timetable of preparing for action in the run-up to the 10 February election, an election called at the end of October.
There are many reports that Hamas wanted to maintain the truce, while demanding that the blockade be lifted. It sent a delegation to Cairo in mid-December to discuss this. Around the same time, former US president Jimmy Carter met Khaled Meshal, the Syrian-based chairman of the Hamas political bureau, in Damascus. Meshal indicated that Hamas was willing to go back to the ceasefire, “if there was a sign that Israel would lift the siege on Gaza”. A few days later, Yuval Diskin, head of Israel’s security agency, Shin Bet, told the 21 December meeting of the Israeli cabinet: “Make no mistake, Hamas is interested in maintaining the truce”. While Hamas leaders kept saying they would extend the truce if the crossings were opened, the Israeli and Egyptian governments refused to do so.
It seems that the barrage of rockets that Hamas fired after the truce ended on 19 December was not necessarily the start of a long offensive. The ITIC said that the attacks peaked on 24 December. In other words, the attacks subsided before the Israeli air force launched Operation Cast Lead on 27 December. The Egyptian newspaper Al-Ahram (20 January) quoted Meshal as saying that Hamas only expected a three-day military response. Instead, there was a 22-day slaughter.
Because of this misjudgement, and because Hamas is not based on the mobilisation of the masses, it fell into this provocation. It could have mobilised the population in Gaza around its main demand of reopening the Gaza border, as agreed in the ceasefire plan. A mass mobilisation to the border with Egypt demanding that it be opened could not have been described as terrorism. Such action, combined with an appeal to Egyptians for support, would have put the Mubarak regime in an impossible position, either having to open the border or face revolt.
This is not a dream. Less than a year ago, after a hole was blown in the border near Rafah, mass action secured free travel for eleven days until Hamas agreed to its re-closure. In December, the Hamas leaders hoped that firing a few hundred missiles would change the situation. Instead this gave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he excuse it had wanted to launch a pre-election war. The mass action that kept the border open in January/February last year was an example, like the two intifadas, that this form of struggle is the key to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ver time, the policies and tactics of Hamas will start to be questioned, as were Fatah’s previously.
The collective punishment of the Palestinians in Gaza – by siege and military action – has only deepened the hostility towards Israel. It has not undermined Hamas or strengthened Fatah’s position. It has united Palestinians against Israel. However, the Israeli military may be counting on war-weariness to create a more submissive mood. It seems that there is in Gaza a combination of despair and desire for revenge, with Hamas leaders anxious to show that the Israelis are responsible for any renewed fighting.
Any chance of a deal?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popular jailed Fatah leader, Marwan Barghouti, may play a role in future developments. Barghouti’s popularity grew during the second intifada,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as a leader of Tanzim, a Fatah armed branch. Jailed by the Israelis he split from Fatah to form a new party, al-Mustaqbal (The Future). He ran on a joint list with Fatah in the January 2006 elections. Later, Barghouti helped draft the joint agreement by prominent imprisoned Palestinian leaders from most groupings, including Hamas. This statement, the National Conciliation Document of the Prisoners, put forward the basis for a Palestinian 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and a deal with Israel. Barghouti could yet be released in an attempt by imperialism to involve the more popular leaders in some kind of deal.
But even a temporary deal depends on the situation in Israel. Despite the attempt by the government to present the Gaza war as a victory, the war is still unlikely to save the Kadima-Labour coalition, and a Likud-led government could attempt an even more aggressive attitude. Despite the wishes of some imperialist powers for a settlement that allows for the formation of two states, key sections of the Israeli elite will not allow any moves towards the formation of a viable Palestinian state. They fear that such a state, even the attempt to form one, would add a new destabilising factor into the region.
Nevertheless, within Israel there will be increased questioning of the war. While such questioning came quickly after the discredited 2006 Lebanon war, it may take a bit longer now as the Gaza war is being presented as a success. But, inevitably, the question will be asked: what is the long-term future? Although there was overwhelming Israeli support for the attack, mainly because of the missiles and Hamas’ previous suicide bomb strategy in the 1990s, there was a minority in opposition, including some in the military. In Tel Aviv and Jaffa there were sizeable joint Palestinian–Jewish demonstrations against the war. Even among the war’s supporters there was no support for a long term reoccupation of Gaza.
Over time, Israeli Jews will ask: what has really been achieved? The polarisation in Israeli society will continue. The extreme nationalists will demand further action against the Palestinians. Others will feel growing revulsion at the mass killings of civilians, especially children, as full news of what happened is reported. Such a development could be cut across if there is a major resumption of missile attacks, or new suicide attacks, in an attempt to show the Israeli state that it has not won.
The siege mentality and the legacy of the Holocaust are powerful issues which are regularly exploited by the Israeli elite. Despite the cynical exploitation, these are real factors that have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f this deadlock is to be broken in the interests of working people and the poor. Unless a viable alternative is offered to Israeli Jews the vast majority will fight with all means if they think that their very existence is threatened.
A weakened Israel
Israeli jewry is not a homogeneous bloc. There are increasingly sharp class divisions, especially after the neo-liberal dismantling of many parts of the welfare state. From the formation of Israel there have been racial divisions. The original Israeli elite discriminated against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who made up over 45% of the migrants into Israel until 1995. The past decade has seen important workers’ and students’ struggles, including big strikes and demonstrations, which are likely to be repeated as a result of the unfolding world economic disaster. If Likud again pursues neo-liberal policies it could quickly lead to class battles developing. These could carry within them possibilities for building a genuine workers’ movement as a fighting force in Israel, and also as a step towards common struggles by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workers.
Internationally, mounting revulsion against the savagery of the assault on Gaza has weakened Israel’s position, especially as it comes after the 2006 Lebanon war. This may be used by those sections of world imperialism that see the Israeli government’s policies as destabilizing and wish for some attempt at a ‘settlement’.
It is likely that the new Obama administration’s initiative will try to go down this road, calling for some Israeli withdrawal from lands occupied after the 1967 war and, perhaps, making contact with Hamas to seek to involve them in some kind of Palestinian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Before this war, Olmert argued for a ‘land for peace’ deal, which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may now push for. However, while these moves would be made with great fanfare and raise hopes,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y will prove to be limited. No deal along these lines would challenge the domination of capitalism, including Israel’s regional strength. Undoubtedly, the Palestinian workers and poor will find themselves betrayed, yet again.
This war has had a huge effect on opinion in Arab countries. The mass of Arabs were furious, but did not see concretely what could be done. Even if there were only limited protests on the streets, the impact of this war will be felt over the next period.
Hamas is clearly seen as a threat to Middle East regimes. The ties between Hamas, a Sunni movement, and Iran are seen by the pro-US regimes in Egypt and Saudi Arabia as opening a way for the Shia Iranian leadership to gain influence in predominately Sunni countries. Hamas’ anti-corruption and anti-imperialist propaganda that was so effective against Fatah can also inspire opposition to the rotten and undemocratic regimes tied to imperialism. One US Brookings Institute analyst said that “Hamas has never had this much legitimacy”. This was reflected in the attendance of Meshal at the 15 January Arab and Iranian summit in Doha, Qatar. This meeting again showed the divisions among Arab states as the Egyptian and Saudi Arabian regimes did not attend.
This war has set the scene for more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especially for those regimes that effectively supported this attack and the 2006 assault on Lebanon. Obama may try to involve a larger number of Arab regimes in an attempt to reach agreement on different issues, but agreement is not the same as a settlement.
The root causes of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lie in capitalism’s inability to mee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needs of the population, its inability to resolve the conflicting national questions, and the continual efforts by the imperialist nations to maintain a grip over an economically and strategically vital region. These have deepened the national conflicts throughout the region because they cannot be resolved without the overthrowing of the ruling elites and capitalism. Until this is done there will be no end to the periodic wars, repression and deprivation that extends through much of the Middle East.
The basis for peace
To some, this latest war may seem as yet one more in an apparently endless series of conflicts that has swept the region for over 60 years. Faced with the seemingly intractable conflict between Jews and Palestinians some may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no way out and that the people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doomed to suffer one calamity after another.
This is not the view of socialists. The mass of the Middle Eastern population want to live in peace and security. The CWI believes that genuine peace is achievable. However, this is only possible if working people –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Jewish – negotiate a deal on the basis of recognising their common interests, and building a socialist alternative as a way to achieve them.
This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action and organisation by the working class and poor in the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Israel and the region. Such movements would have to stand against capitalism and the corrupt regional elites, and in defence of the national rights of all working people if they are to succeed. They should defend the idea that all working people should benefit from the wealth of the Middle East. In this way, trust and cooperation could be built between the two sides, opening the way to genuine peace. Without such socialist movements the ruling elites will maintain their rule by exploiting the fears of the masses, and the region will face a continued cycle of bloody conflict.
Against the interests of their local rulers and imperialism such organisations could fight for a socialist solution – a genuinely independent socialist Palestine that can satisfy the national aspirations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which could exist alongside a socialist Israel. Only within a socialist framework can the plight of the Palestinians be resolved, with open borders redraw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shes of local people, a shared capital in Jerusalem, and with guaranteed democratic rights for all national minorities. Only with the national rights of the Palestinians and Israelis resolved would the question of the right to return of those who wish to not be seen as a threat. A socialist Palestine and a socialist Israel could, in turn, be part of a free and voluntary socialist confederation of the region.
The terrible suffering of Gaza over the past weeks, coming on top of years of oppression, struggles and failure to secure fundamental change, is sure to provoke discussion and debate among Palestinians over what to do next. The rottenness of the Fatah leadership and the limitations of Hamas will result in a new search for a way forward in which the ideas of mass struggle and a socialist alternative will be able to find an echo.
Within Israel it is significant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war, there was opposition to it with joint Jewish and Palestinian protests. However, in Israel this opposition, in which the CWI played a role, was in a small minority and suffered repression, which was particularly aimed at the Israeli Arabs who protested. Nevertheless, this Israeli opposition laid down a marker that will come to be recognised as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is pre-planned election war, and any future wars, will not guarantee security for Israeli Jews.
The experience of these brutal events, the immense suffering of the Palestinians in Gaza, the cynicism of the Israeli leaders, the rottenness of the Arab leaders, coupled with the inevitable impact of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will create the opportunity to begin to build socialist organisations that can fight against oppression, poverty and capitalism.
2009年2月5日星期四
CWI的文章：2009年群体性事件不断,中国当局左支右绌（非我译）
2009年群体性事件不断,中国当局左支右绌
Posted: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导致四分之一的工人失业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chinaworker.info@googlemail.com
2009年刚到，中国官方媒体就多次高调地发出警告，随着经济的下滑，社会动荡的风险将会不断增加。1月6日中国日报的头条概括了这悲观的看法：“严峻的形势即将到来。”海外的评论家似乎也同意此观点并警告道，今年将是这个“共产主义”专制政权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瞭望周刊的一位评论家警告：“我们进入了一个群体性事件高发期。”他总结道，2009年中国的社会将面临发生更加多的动荡和冲突，对党和各级政府是个严峻的考验。瞭望周刊是隶属于新华社的一份杂志。在最新发行的一期中，瞭望周刊估算大约有一千万的民工在2008年失去了工作。这个数字是整个生产劳动力的百分之七到十。
中国的高层领导们的言论都充满了可怕的警告。1月6日公安部长孟建柱在北京举行的高级警官会议中承认，维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形势十分严峻。还有在12月份举行的庆祝资本主义“改革开放”30周年活动中，胡锦涛告诫前来参加活动的权贵们，60年的权力不是牢不可破的，要把优先处理因经济危机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但是关于怎样处理这些冲突，胡锦涛很少提及。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罢工和街头抗议频发，包括与公安发生的冲突。一波出租车司机的罢驶潮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到来，就是一个城市发生冲突后会传播到其他的城市，这次就波及了十个大城市。在制造业引擎广东省，劳动部门收到的劳动争议案件比2007年多了一倍。这些很可能会随着经济变差而越来越多。2009年的出口增长率的预测是零，而在去年的增长率是16.5%。香港佰昌公司(Asianomics)首席经济学家吉姆-沃克说：“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可能会超出所有人预料——实际增长率可能大大低于所有人预期。”
社会动荡的危险性在增加是全球模式的一部分。各国政府和统治精英们对未来一年充满了恐惧。在12月份希腊发生的混乱表明了暴乱和群体性抗议警方暴力不单单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失业 – 定时炸弹
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上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加剧，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因为农民工没有被计算在内，政府公布了一个滑稽的官方数字，失业率是百分之四点五。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的官僚们忽略了，直到他们走上街头抗议。然而政府的智囊机构中国社科院称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6%，即使是社科院的数据也不能反应出真正的失业率。人大教授曾湘泉指出中国实际失业率是令人吃惊的24%，在今年将会因为经济危机而达到27%。
所以官方媒体的主要文章都警告群体性冲突的风险性和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就不是令人很惊讶了。执政共产党的主要报纸《人民日报》经济部副主任施明慎表示：“最大的问题将是失业，如果处理不好，可能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也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指出，毋庸置疑现在的问题是自从1989年以来的最严重的，几百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和土地等等。
今天将有610万大学生要去劳工市场找工作，在去年有15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甚至连很低工资的工厂职位都随着危机的加深而变得抢手。作为局势的一个反映，广州日报报道说，最富裕的省份广东省有几千名大学生为富人做保姆或者是家庭助手。即使是在五年前，大学生去做这些低报酬的工作都是不可想象的。
前摩根斯坦利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独立分析师谢国忠预测在2009年将会有两千万农民工因工厂关闭和工作消失而离开中国的沿海城市。很多农民工的年轻后代都没有土地，不能简单地靠耕田去维持生计了。这是另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瞭望》周刊的专业评论员们警告道：“如果2009年大批失业农民工超过半年以上还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游荡在城市，问题就会很严重……社会矛盾已形成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一旦有适当的导火索，往往迅速爆发，冲突升级快。”
近期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多起警方暴力或者是官僚专横跋扈都引发了大规模的暴乱。这些事件的共同特征是小部分人与官僚们发生冲突后，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并引发了上千人有时是上万人上街抗议。这就证明了除了尼泊尔之外，整个亚洲大陆中贫富悬殊地区的社会危机很严重。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虽然这几年靠高的GDP增长率来维持稳定。如果在未来增长率急剧下跌，那么情况将会十分糟糕。
经济急剧下滑
中国2008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是百分之九，五年来最低，但是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还没有公布，据某些评估的结果可能会低至5.5%。很多所谓的专家，从中国官方的到西方金融机构的都被这次大规模经济减速震惊了。香港地区性经纪公司里昂证券最新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占到中国GDP43%份额的制造业已经接近技术性衰退。12月份的工厂产出减少和工资减薪的幅度创下了记录，调查还显示整个制造业活动性连续五个月下降。甚至是有工作的人也感觉到压力很大。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从能源业和银行业到旅游业的工人们都为了保住工作而被迫接受减薪。中国企业巨头如联想和华为公司等等，最近都因为全球市场的萎缩而裁员。
在北京的统治集团对这些突而其来的事态发展感到惊慌。夏末中国领导人还否认经济变坏，因为一方面是他们盲目而愚蠢地信赖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是去年举办奥运会和西藏暴动等抗议事件使得他们分心了。直到九月底工业生产已经急剧减速后，他们才醒过来。更加悲惨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增长期积累起来的股市，房市，生产能力过剩等等的巨大泡沫将会破灭。这个后泡沫的崩溃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历史阶段，与其他地区的情况相似，随着投机的过度，生产基地会被摧毁，这样一来工人们的处境将会十分困难。这就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除非工人们组织起来去推翻资本主义。
即使是采取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也只是会取得暂时的效果而已（代价是以后会引发更加大的问题），例如11月份公布的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是仅仅小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最大型方案。这个方案不太可能阻止严重经济紊乱和衰退的发生，以后将会出现更高的失业率和更低的生活水平。经济危机还压缩了政府调控的空间，2008年财政收入下降了3%，而前一年是扩增了32%。地方政府要承担这个刺激经济方案的四分之三费用，不过它们的处境更差。这就像是日本发行大量公债的例子一样，工人阶级将为此付出代价。
凯恩斯主义措施
随着事实越来越明显，有些著名的评论员已经逐渐意识到北京这个刺激经济方案的局限性了，在11月份本网站已经有过讨论。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告诉瞭望周刊：“这个保8%增长率的4万亿刺激方案难以达到大量增加就业的目标。”另一位经济学家茅于轼解释说，政府的经济政策仍然是追求高的增长数字，而没有去制造工作机会和提高人民的税后收入。
据政府的计划，作为一个例子，三年期的铁路扩建将制造300万个职位。这些是暂时的低工资的建筑业职位，北京的一揽子计划的核心就是这些基础建设项目。理论上这样能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但是对于中国大量的失业人口来说是不够的。每年都新增两千万人进入劳动市场找工作。即使北京的一揽子计划达到了它的保八目标，据瞭望周刊的专家组预测，也就只能创造出八百万个新职位而已，远远不能满足失业人口的需求。经济学家鲁比尼的观点被广泛引用，他分析说如果中国没有9%到10%的经济增长率，那么将会使经济出现“硬着陆”，事实上也就是经济衰退了。
当政策实施的时间越来越近，这个模糊的一揽子计划中的矛盾面变得清晰起来。例如在雇佣中国10%劳动力的房地产行业，政府说是要让群众买得起房子，而另一方面则救房市去要求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稳定价格。这样就导致房市的螺旋式下降。很明显，北京不能同时完成这些目标。然而当房价继续下降后，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全球衰退，工业生产收缩，收入减少和慢性的生产能力过剩等等诸多原因，将会产生许多不良贷款从而引发银行危机。
11月份的一揽子计划说是要刺激消费，但是它包含了反工人的措施从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比如冻结本已低得可怜的最低工资水平。新措施包含了增加公共开支，估计具体方案在农历新年期间公布。这些措施还包括减税，目的是增加消费者支出。但是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国经济人要交税，其他人的收入低到不够交税的资格。依靠减税去刺激消费都是要靠那些本来就是属于少数的城市中产阶级。这个阶层的人正遭受到工作不稳定，房产价值缩水和股票贬值（去年股市下跌了66%）的影响，所以难以确定这样的措施是鼓励消费而不是鼓励应对困难时期的高储蓄。
即使考虑到北京的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高盛公司还是预测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是6%，而摩迪国际的预测仅为5%。中国高级官僚林毅夫任职副行长的世界银行的预测是7.5%，并警告北京的一揽子计划对挽救经济来说是不够的，除非加上更加多的社会福利经费开销。中国现在的教育经费比印度的还要低，仅仅为GDP的3.3%。急需巨大的资金去建新学校，去培养教师，去免除各种学杂费和引进新技术等等。中国的教育系统混乱而且资金缺乏，引发了过去的半年内至少八个省份的教师罢工事件。但是这样的危机不是北京新凯恩斯主义政策所关注的。新刺激经济措施是大企业和被危机蹂躏的房地产业的利益所决定的。一揽子计划是去挽救这些公司的，而不是去缓解人民大众的困境。
外部环境
如今中国的富人阶层和他们的代理人政府官员们都十分不安了。上海证券的彭蕴亮说，大家都知道2009年对正在发展的中国来说是最困难的一年，人们真的很焦虑。
多年来中国的高级官员在全球商界和老总面前都是享受着“明星般”的待遇，现在情况改变了。金融评论家们抱怨政府已经“失去了方向”。背负巨大压力的中央政府被认为能够出新的奇招，仿佛真的有资本主义危机的解药似的。与其他政府一样北京将会使出各种匪夷所思的招数，比如说购买它自己的债务（政府债券）或者是故意地制造通货膨胀(当通缩到一定程度)。这些政策的所有后果都是工人和穷人将为此买单。
受到危机打击的美国银行花期集团对中国经济的强势十分迷信，花期银行的调查报告指出，我们十分有信心中国政府有决心并有能力实现百分之八的增长率。
彭博社专栏作家威廉佩谢克驳斥了这个观点（1月7日）：“这是个问题。中国的官员制造增长率，工作职位和减贫。他们有规律性的政策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的信任。但是不要忘记，是外部环境使得中国取得这样的成绩。”
我们社会主义者不会认同佩谢克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中国独裁政权的亲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表扬，但是佩谢克正确地定义了“外部环境的趋势”是中国取得的“成功”的关键因素。现在中国比其他大经济体更加地融入了全球经济。当12月份美国国会最初否决挽救底特律汽车三巨头的一揽子方案时，上海和华南的一些为美国汽车制造部件的工厂都关闭了。这个例子驳倒了关于经济“退耦”的无知理论。即使是在所谓的九十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其实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只是亚洲受到打击最大而已），中国也受到深刻影响，1999年的GDP增长降至7.1%。这个数字被怀疑是中国夸大了的。那时中国的出口只占GDP的21%，而现在是37%，因为中国更加地融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了。即使是在金融领域，尽管是资本控制，中国的股市和楼市的内爆表明了这些领域都是全球投机系统的一部分。
历史的幽灵
中国政权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当然了经济问题是决定性的。今年将有几个重要的周年纪念日，这些纪念日放在今年这种环境当中很容易引发反政府情绪，甚至是社会运动。1949革命的纪念日10月1日就是其中一个。当局的说谎专家们将会把这次国庆包装成一个“民族国家建立”的里程碑，而全然抹去群众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内容。如果经济危机继续恶化的话，这次60周年纪念日有可能会引发群众公开批评政府甚至是示威抗议。
更为令人心碎的日子是6月4日，北京64大屠杀20周年纪念日。1989年发生的民主运动蔓延到了130个城市，尽管存在大量官方的不实报道和严格的审查制度，当这个日子越来越近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们将会在网上进行活跃的讨论。这些讨论有可能与经济和政治不满合并一起从而引发公开的抗议。
12月发布的“08宪章”是政治压力的一个重要标记，该宪章要求公民权和多党选举。最初签署08宪章的三百人包括了律师，作家和草根维权人士，现在签名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人。这是近年来最大胆的公开挑战中共政权的举动，结果是包括参加了天安门事件的刘晓波等五人被捕了。宪章作者们支持资本主义的“市场自由”观点，要求土地私有化（一部分党内人士赞成）。尽管我们社会主义者反对这些主张，但是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要求释放被捕的刘晓波和其他签字者，并捍卫他们宣传自己思想的权力。我们支持他们主张的关于基本权利的民主诉求，同时我们也指出只有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才能带来真正民主的改变。然而这样的群众运动将会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的大富翁都支持中国这个“共产党”专制政权了。
今年三月将是去年西藏动乱的一周年，刚好也是达赖喇嘛逃亡的50周年。西藏民族主义运动发生了内部危机，因为它的领导人希望通过协商和外交压力得到北京的让步已经证明是无效的。同时北京的强硬镇压更加分化了西藏人，这种分化甚至是发生在经济衰退之前。
西藏事件突出了中国领导人的两难处境，他们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去控制公众的不满。很多警方过分暴力会使相对小的事件变成很大，例如11月份的甘肃龙南事件，当时有上万名农民（有报道说是5万）在一小群人被警方粗暴对待后，包围了政府办公楼。但是提供“胡萝卜”，比如说做出某种让步，会给执政党带来风险。在重庆的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与罢工的出租车司机代表们举行了三个小时的现场直播会议，无意地引发了其他地区的多起司机罢工，他们竞相效仿重庆的司机反对高额租赁费和高燃油费。后来党内强硬派指出这种“民主”的花招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当经济危机继续加深，党内高层和他们的地方代理人所用的反经济危机措施的区别将会呈现出来，还有怎么样去阻止公众的抗议。这些抗议将是自从89民主运动被镇压后还没出现过的。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社会主义者和劳工积极活动分子们必须从这里汲取必要的论点。就像是《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恰当地指出：“如果导致中国共产党发生统治危机是因为2009年资本主义制度的动荡而不是因为1989年共产主义的崩溃，那么这将会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性的事件。”[《金融时报》, 2008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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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导致四分之一的工人失业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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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刚到，中国官方媒体就多次高调地发出警告，随着经济的下滑，社会动荡的风险将会不断增加。1月6日中国日报的头条概括了这悲观的看法：“严峻的形势即将到来。”海外的评论家似乎也同意此观点并警告道，今年将是这个“共产主义”专制政权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瞭望周刊的一位评论家警告：“我们进入了一个群体性事件高发期。”他总结道，2009年中国的社会将面临发生更加多的动荡和冲突，对党和各级政府是个严峻的考验。瞭望周刊是隶属于新华社的一份杂志。在最新发行的一期中，瞭望周刊估算大约有一千万的民工在2008年失去了工作。这个数字是整个生产劳动力的百分之七到十。
中国的高层领导们的言论都充满了可怕的警告。1月6日公安部长孟建柱在北京举行的高级警官会议中承认，维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形势十分严峻。还有在12月份举行的庆祝资本主义“改革开放”30周年活动中，胡锦涛告诫前来参加活动的权贵们，60年的权力不是牢不可破的，要把优先处理因经济危机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但是关于怎样处理这些冲突，胡锦涛很少提及。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罢工和街头抗议频发，包括与公安发生的冲突。一波出租车司机的罢驶潮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到来，就是一个城市发生冲突后会传播到其他的城市，这次就波及了十个大城市。在制造业引擎广东省，劳动部门收到的劳动争议案件比2007年多了一倍。这些很可能会随着经济变差而越来越多。2009年的出口增长率的预测是零，而在去年的增长率是16.5%。香港佰昌公司(Asianomics)首席经济学家吉姆-沃克说：“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可能会超出所有人预料——实际增长率可能大大低于所有人预期。”
社会动荡的危险性在增加是全球模式的一部分。各国政府和统治精英们对未来一年充满了恐惧。在12月份希腊发生的混乱表明了暴乱和群体性抗议警方暴力不单单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失业 – 定时炸弹
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上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加剧，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因为农民工没有被计算在内，政府公布了一个滑稽的官方数字，失业率是百分之四点五。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的官僚们忽略了，直到他们走上街头抗议。然而政府的智囊机构中国社科院称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6%，即使是社科院的数据也不能反应出真正的失业率。人大教授曾湘泉指出中国实际失业率是令人吃惊的24%，在今年将会因为经济危机而达到27%。
所以官方媒体的主要文章都警告群体性冲突的风险性和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就不是令人很惊讶了。执政共产党的主要报纸《人民日报》经济部副主任施明慎表示：“最大的问题将是失业，如果处理不好，可能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也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指出，毋庸置疑现在的问题是自从1989年以来的最严重的，几百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和土地等等。
今天将有610万大学生要去劳工市场找工作，在去年有15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甚至连很低工资的工厂职位都随着危机的加深而变得抢手。作为局势的一个反映，广州日报报道说，最富裕的省份广东省有几千名大学生为富人做保姆或者是家庭助手。即使是在五年前，大学生去做这些低报酬的工作都是不可想象的。
前摩根斯坦利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独立分析师谢国忠预测在2009年将会有两千万农民工因工厂关闭和工作消失而离开中国的沿海城市。很多农民工的年轻后代都没有土地，不能简单地靠耕田去维持生计了。这是另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瞭望》周刊的专业评论员们警告道：“如果2009年大批失业农民工超过半年以上还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游荡在城市，问题就会很严重……社会矛盾已形成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一旦有适当的导火索，往往迅速爆发，冲突升级快。”
近期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多起警方暴力或者是官僚专横跋扈都引发了大规模的暴乱。这些事件的共同特征是小部分人与官僚们发生冲突后，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并引发了上千人有时是上万人上街抗议。这就证明了除了尼泊尔之外，整个亚洲大陆中贫富悬殊地区的社会危机很严重。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虽然这几年靠高的GDP增长率来维持稳定。如果在未来增长率急剧下跌，那么情况将会十分糟糕。
经济急剧下滑
中国2008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是百分之九，五年来最低，但是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还没有公布，据某些评估的结果可能会低至5.5%。很多所谓的专家，从中国官方的到西方金融机构的都被这次大规模经济减速震惊了。香港地区性经纪公司里昂证券最新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占到中国GDP43%份额的制造业已经接近技术性衰退。12月份的工厂产出减少和工资减薪的幅度创下了记录，调查还显示整个制造业活动性连续五个月下降。甚至是有工作的人也感觉到压力很大。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从能源业和银行业到旅游业的工人们都为了保住工作而被迫接受减薪。中国企业巨头如联想和华为公司等等，最近都因为全球市场的萎缩而裁员。
在北京的统治集团对这些突而其来的事态发展感到惊慌。夏末中国领导人还否认经济变坏，因为一方面是他们盲目而愚蠢地信赖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是去年举办奥运会和西藏暴动等抗议事件使得他们分心了。直到九月底工业生产已经急剧减速后，他们才醒过来。更加悲惨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增长期积累起来的股市，房市，生产能力过剩等等的巨大泡沫将会破灭。这个后泡沫的崩溃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历史阶段，与其他地区的情况相似，随着投机的过度，生产基地会被摧毁，这样一来工人们的处境将会十分困难。这就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除非工人们组织起来去推翻资本主义。
即使是采取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也只是会取得暂时的效果而已（代价是以后会引发更加大的问题），例如11月份公布的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是仅仅小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最大型方案。这个方案不太可能阻止严重经济紊乱和衰退的发生，以后将会出现更高的失业率和更低的生活水平。经济危机还压缩了政府调控的空间，2008年财政收入下降了3%，而前一年是扩增了32%。地方政府要承担这个刺激经济方案的四分之三费用，不过它们的处境更差。这就像是日本发行大量公债的例子一样，工人阶级将为此付出代价。
凯恩斯主义措施
随着事实越来越明显，有些著名的评论员已经逐渐意识到北京这个刺激经济方案的局限性了，在11月份本网站已经有过讨论。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告诉瞭望周刊：“这个保8%增长率的4万亿刺激方案难以达到大量增加就业的目标。”另一位经济学家茅于轼解释说，政府的经济政策仍然是追求高的增长数字，而没有去制造工作机会和提高人民的税后收入。
据政府的计划，作为一个例子，三年期的铁路扩建将制造300万个职位。这些是暂时的低工资的建筑业职位，北京的一揽子计划的核心就是这些基础建设项目。理论上这样能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但是对于中国大量的失业人口来说是不够的。每年都新增两千万人进入劳动市场找工作。即使北京的一揽子计划达到了它的保八目标，据瞭望周刊的专家组预测，也就只能创造出八百万个新职位而已，远远不能满足失业人口的需求。经济学家鲁比尼的观点被广泛引用，他分析说如果中国没有9%到10%的经济增长率，那么将会使经济出现“硬着陆”，事实上也就是经济衰退了。
当政策实施的时间越来越近，这个模糊的一揽子计划中的矛盾面变得清晰起来。例如在雇佣中国10%劳动力的房地产行业，政府说是要让群众买得起房子，而另一方面则救房市去要求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稳定价格。这样就导致房市的螺旋式下降。很明显，北京不能同时完成这些目标。然而当房价继续下降后，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全球衰退，工业生产收缩，收入减少和慢性的生产能力过剩等等诸多原因，将会产生许多不良贷款从而引发银行危机。
11月份的一揽子计划说是要刺激消费，但是它包含了反工人的措施从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比如冻结本已低得可怜的最低工资水平。新措施包含了增加公共开支，估计具体方案在农历新年期间公布。这些措施还包括减税，目的是增加消费者支出。但是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国经济人要交税，其他人的收入低到不够交税的资格。依靠减税去刺激消费都是要靠那些本来就是属于少数的城市中产阶级。这个阶层的人正遭受到工作不稳定，房产价值缩水和股票贬值（去年股市下跌了66%）的影响，所以难以确定这样的措施是鼓励消费而不是鼓励应对困难时期的高储蓄。
即使考虑到北京的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高盛公司还是预测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是6%，而摩迪国际的预测仅为5%。中国高级官僚林毅夫任职副行长的世界银行的预测是7.5%，并警告北京的一揽子计划对挽救经济来说是不够的，除非加上更加多的社会福利经费开销。中国现在的教育经费比印度的还要低，仅仅为GDP的3.3%。急需巨大的资金去建新学校，去培养教师，去免除各种学杂费和引进新技术等等。中国的教育系统混乱而且资金缺乏，引发了过去的半年内至少八个省份的教师罢工事件。但是这样的危机不是北京新凯恩斯主义政策所关注的。新刺激经济措施是大企业和被危机蹂躏的房地产业的利益所决定的。一揽子计划是去挽救这些公司的，而不是去缓解人民大众的困境。
外部环境
如今中国的富人阶层和他们的代理人政府官员们都十分不安了。上海证券的彭蕴亮说，大家都知道2009年对正在发展的中国来说是最困难的一年，人们真的很焦虑。
多年来中国的高级官员在全球商界和老总面前都是享受着“明星般”的待遇，现在情况改变了。金融评论家们抱怨政府已经“失去了方向”。背负巨大压力的中央政府被认为能够出新的奇招，仿佛真的有资本主义危机的解药似的。与其他政府一样北京将会使出各种匪夷所思的招数，比如说购买它自己的债务（政府债券）或者是故意地制造通货膨胀(当通缩到一定程度)。这些政策的所有后果都是工人和穷人将为此买单。
受到危机打击的美国银行花期集团对中国经济的强势十分迷信，花期银行的调查报告指出，我们十分有信心中国政府有决心并有能力实现百分之八的增长率。
彭博社专栏作家威廉佩谢克驳斥了这个观点（1月7日）：“这是个问题。中国的官员制造增长率，工作职位和减贫。他们有规律性的政策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的信任。但是不要忘记，是外部环境使得中国取得这样的成绩。”
我们社会主义者不会认同佩谢克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中国独裁政权的亲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表扬，但是佩谢克正确地定义了“外部环境的趋势”是中国取得的“成功”的关键因素。现在中国比其他大经济体更加地融入了全球经济。当12月份美国国会最初否决挽救底特律汽车三巨头的一揽子方案时，上海和华南的一些为美国汽车制造部件的工厂都关闭了。这个例子驳倒了关于经济“退耦”的无知理论。即使是在所谓的九十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其实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只是亚洲受到打击最大而已），中国也受到深刻影响，1999年的GDP增长降至7.1%。这个数字被怀疑是中国夸大了的。那时中国的出口只占GDP的21%，而现在是37%，因为中国更加地融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了。即使是在金融领域，尽管是资本控制，中国的股市和楼市的内爆表明了这些领域都是全球投机系统的一部分。
历史的幽灵
中国政权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当然了经济问题是决定性的。今年将有几个重要的周年纪念日，这些纪念日放在今年这种环境当中很容易引发反政府情绪，甚至是社会运动。1949革命的纪念日10月1日就是其中一个。当局的说谎专家们将会把这次国庆包装成一个“民族国家建立”的里程碑，而全然抹去群众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内容。如果经济危机继续恶化的话，这次60周年纪念日有可能会引发群众公开批评政府甚至是示威抗议。
更为令人心碎的日子是6月4日，北京64大屠杀20周年纪念日。1989年发生的民主运动蔓延到了130个城市，尽管存在大量官方的不实报道和严格的审查制度，当这个日子越来越近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们将会在网上进行活跃的讨论。这些讨论有可能与经济和政治不满合并一起从而引发公开的抗议。
12月发布的“08宪章”是政治压力的一个重要标记，该宪章要求公民权和多党选举。最初签署08宪章的三百人包括了律师，作家和草根维权人士，现在签名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人。这是近年来最大胆的公开挑战中共政权的举动，结果是包括参加了天安门事件的刘晓波等五人被捕了。宪章作者们支持资本主义的“市场自由”观点，要求土地私有化（一部分党内人士赞成）。尽管我们社会主义者反对这些主张，但是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要求释放被捕的刘晓波和其他签字者，并捍卫他们宣传自己思想的权力。我们支持他们主张的关于基本权利的民主诉求，同时我们也指出只有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才能带来真正民主的改变。然而这样的群众运动将会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的大富翁都支持中国这个“共产党”专制政权了。
今年三月将是去年西藏动乱的一周年，刚好也是达赖喇嘛逃亡的50周年。西藏民族主义运动发生了内部危机，因为它的领导人希望通过协商和外交压力得到北京的让步已经证明是无效的。同时北京的强硬镇压更加分化了西藏人，这种分化甚至是发生在经济衰退之前。
西藏事件突出了中国领导人的两难处境，他们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去控制公众的不满。很多警方过分暴力会使相对小的事件变成很大，例如11月份的甘肃龙南事件，当时有上万名农民（有报道说是5万）在一小群人被警方粗暴对待后，包围了政府办公楼。但是提供“胡萝卜”，比如说做出某种让步，会给执政党带来风险。在重庆的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与罢工的出租车司机代表们举行了三个小时的现场直播会议，无意地引发了其他地区的多起司机罢工，他们竞相效仿重庆的司机反对高额租赁费和高燃油费。后来党内强硬派指出这种“民主”的花招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当经济危机继续加深，党内高层和他们的地方代理人所用的反经济危机措施的区别将会呈现出来，还有怎么样去阻止公众的抗议。这些抗议将是自从89民主运动被镇压后还没出现过的。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社会主义者和劳工积极活动分子们必须从这里汲取必要的论点。就像是《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恰当地指出：“如果导致中国共产党发生统治危机是因为2009年资本主义制度的动荡而不是因为1989年共产主义的崩溃，那么这将会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性的事件。”[《金融时报》, 2008年12月15日]
2009年2月1日星期日
我译自CWI的古巴革命50周年
古巴革命50周年
古巴革命50周年的庆祝正遇世界经济深刻的危机，这就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了问题。
Marcus Kollbrunner 作， 社会主义革命（巴西工人国际委员会）
在由新自由主义的攻击所造成的使大多数人困苦的浩劫下的大陆上，古巴革命取得的成果，例如免费的，世界一流的卫生和教育系统仍然像一盏明灯。但未来仍然不确定。许多人猜测古巴有追随中国之路和为恢复资本主义打开通路的可能性，特别是现在费德尔·卡斯特罗已经退出权力中心。
古巴革命的具体特点
以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为首的一小群人登上这个岛并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两年后，1959年新年，可恨的独裁者巴蒂斯塔逃离古巴。他们的游击部队成员从来没有超过3000人，但该独裁政权是如此的腐朽，这足以把它推翻。
古巴革命是一个例子表明，即使在一个贫穷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被推翻，而且也表明了孤立和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所导致的局限性。菲德尔·卡斯特罗和“ 7月26日运动”中的其他领导来自正统的党，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但这场运动中也有共产党人，如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和切格瓦拉。7月26日运动的计划没有超出要求结束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和社会改革，并没有攻击资本主义制度。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社会改革的计划立即遇到了来自那个时候完全主宰古巴经济的美国公司的阻挠，这些美国公司拒绝支付任何税金或分享他们的财富。新政府的回应是国有化美国的资产，这使政府几乎完全控制了经济。美国政府的回应是试图推翻新政府，随后实施了禁运。为避免孤立，古巴寻求苏联的支持。
在很短的时间内，资本主义制度在古巴被推翻，而且经济在计划下运行。但相比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工人阶级在古巴革命中没有发挥独立的和自觉的作用。相反，新的政权是在莫斯科的赞助下由官僚控制的斯大林主义制度铸造出来的。尽管这样，古巴政权始终得到人民的支持，由于以计划经济实施了改进措施，尽管遭受了美国的严密的封锁，使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可能性是什么。卡斯特罗的政权从来没有实施过斯大林或毛泽东的政权同一水平上的镇压。尽管如此，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系统，那里只允许有一党。
计划经济体制能够有效运作需要工人的民主控制和管理，而且还需要革命扩展到其他国家，国际分工才能建立，这不是基于剥削。计划经济上的官僚控制导致管理不善，浪费和腐败。
斯大林主义的崩溃
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崩溃对古巴的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占80 ％的古巴的对外贸易的东欧和苏联的援助对古巴经济是非常重要的。 1990年至1993年，古巴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4 ％ 。由于几乎所有的消费品的短缺，这使人们遭受了巨大的牺牲。古巴不得不将其从食糖工业基地转向伴随着向外国投资开放的旅游。
另一项措施是提出使用美元，这关系到发展旅游业。这导致能够获得美元从而可以去特殊的商店用美元购买大量的货物的人和只能得到用比索结付的国家调节的工资的人之间很大的差距。自那时以来，私营部门增加了。 2006年，有22 ％在私营部门，相比之下，78 ％的劳动力在公共部门就业。 1981年，在公共部门就业所占的份额为91.8 ％ ，只有8.2 ％在私营部门。
被允许在旅游行业经营的主要是私营公司，其中13个国际公司目前管理岛上62个酒店。但同时在其他行业也出现了外商投资，如电信和采矿。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象在东欧和前苏联那样复辟。国有计划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教育和卫生部门重要的成果可予以保留。对人们来说，这是不难看出的影响。在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资本主义复辟后，人的预期寿命下降到56岁，低于古巴20岁。
最近阶段古巴经济已复苏。来自委内瑞拉的用来换取数千名古巴医生到委内瑞拉服务的廉价石油供应，旅游业的增长和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增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古巴医生在国外获得的收入，不仅在委内瑞拉，是最重要的外汇来源，该国也有越来越多的生物高技术产业。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已经放缓，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得到扭转。 2004年，禁止美元在国内市场流通，而改为“可兑换比索。 ” 在此期间菲德尔·卡斯特罗发挥作用以抵制亲市场的改革，而大家普遍认为劳尔·卡斯特罗更加倾向于市场。2006年菲德尔因病，劳尔逐渐掌舵，引发了很多关于当有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后会发生什么事的猜测。显然支持市场改革同时共产党继续对权力控制的“中国道路”吸引了执政的官僚层中一些人。
当去年2月劳尔·卡斯特罗正式接任主席，他谈到有必要取消不必要的管制，在农业领域向私人更多地开放，并实施工资差别政策。今年3月，可以自由销售DVD播放机、移动电话和电脑。
古巴经济的一个问题是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低下。所有国有耕地中有一半闲置。因此，本可以粮食自给自足的岛屿被迫进口其消费的60-80 ％的粮食。劳尔说，因此，个私的农民将获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以刺激粮食生产。
劳尔还宣布，他将削减庞大的官僚机构，甚至其特权。官员的国际旅行将减少一半，同时党的官员享有的假日福利将被削减。但是，人们的社会福利也将被削减。在12月27日，古巴议会批准了一项退休金改革，提高退休年龄五年，妇女至60岁和男子至65岁。在同一会议上，劳尔宣布，1月份将推出提议的新的工资制度。工资差别将会增加，把工资和生产率挂钩起来。
计划将在今年举行的共产党第六届大会。劳尔希望大会讨论“结构性变化”。所有这些变化归纳而言就是将在古巴社会产生一个日益增长的经济鸿沟，风险是当前社会凝聚力的四分五裂。有要求废除官僚统治和开放社会的压力，尤其来自年轻一代。有73 ％的革命后出生的古巴人没有与政府的同样深厚的情感联系。
劳尔·卡斯特罗还鼓励更多的公开辩论，即使他不会考虑放弃一党统治。2008年初在古巴的某所大学有议会议长里卡多阿拉尔（Ricardo Alarcón）和学生之间的一个辩论。辩论的一盘录像带在互联网上传播。一名学生问道：
“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零售贸易使用的是可兑换比索，而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得到的是只值其二十五分之一的普通比索？您需要3天的收入才能购买一副牙刷。”他还询问，“为什么旅行受到限制，因为他希望能够访问切格瓦拉被杀害的地方。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批评是否会被官僚中支持市场的一翼为了其自身的目的而利用，或者是否一个连贯的社会主义左翼可以在古巴建立起来。
新的经济问题
去年，古巴遭受了三次飓风的破坏。损害失总额近1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 ％ 。 50万以上的房屋被摧毁或破坏，许多农作物被毁。据劳尔·卡斯特罗，将需要花3-6年的时间来克服这个损失。
2008年整个经济增长速度相当的低，与计划的8 ％和在2007年7.5 ％的增长相比，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只有4.3 ％ 。除了飓风的影响，该国还遭受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同时其主要出口商品镍的价格急剧下跌。这导致其贸易赤字增加了70 ％ 。
国际经济危机也导致了较少的外国公司投资。加拿大谢里特（Sherritt）国际矿业公司已经决定推迟投资于增加提取镍的能力。意大利电信公司宣布将出售其古巴的电信公司Etecsa的股份 。仅旅游部门将保持强劲势头，在2008年以二百三十五万游客打破了新的纪录。古巴得到了来自委内瑞拉的廉价的石油，但大幅下跌的石油价格将难以让委内瑞拉今后一个时期继续慷慨下去。
对奥巴马的新的希望？
美国新总统有越来越多的要求取消自1962年以来实施的对古巴的封锁的压力。尽管美国抗议，今年6月欧盟解除了于2003年实施的对古巴的政治制裁。古巴也已融入拉丁美洲不同的政府机构。12月中旬在巴西举办的拉丁美洲首脑会议期间，有新的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封锁。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总统甚至提出如果奥巴马在4月OAS（美洲国家组织）首脑会议前没有结束制裁，所有国家都应该威胁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还让古巴进加入里约集团（在1986年创立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织，作为由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的一种替代机构）。
17年来在10月联合国大会连续投票一项决议，敦促美国放弃制裁。只有以色列和帕劳会同美国投了反对票，而185个国家投了赞成票。
在美国支持实施制裁也不断下降，特别是在第二代的古巴裔美国人中。根据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实施的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 55 ％的古巴裔美国人现在反对制裁。 66 ％的人赞成取消到古巴旅行的限制， 65 ％的人反对限制汇款给在古巴的家人。 23 ％的人认为制裁作用不大，而56 ％的人认为其根本就没有起到作用。
英国广播公司说到Carlos Saladrigas ，来自迈阿密的一个60岁的古巴裔美国人。他有生以来都投票给共和党，但他在最近的选举中投票给了奥巴马。
他说“你不必非常聪明就能明白经过50年努力的东西没有起作用，也许是时候尝试新的东西了”。他认为，允许古巴裔美国人访问该岛作为“变革的推动者” 是改变古巴的更好的方式。
奥巴马说，在竞选期间，他将废除布什在2004年实施的更严厉的限制，即访问古巴限于每三年一次（相比，之前是每年一次）。布什也降低了游客的汇款数额，访问古巴的人能随身带的由3000美元降到300美元。许多美国公司想效仿已成为古巴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加拿大在古巴建立自己的公司。许多资产阶级战略家也明白，一个更有效的使古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方法是廉价商品涌入这个国家，而任何制裁有助于维持对古巴政权的支持。
我们社会主义者呼吁没有附加条件地立即停止制裁。古巴革命的未来是与整个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斗争密切相关的。复辟资本主义对古巴人民和该大陆上的左翼将是一个灾难。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突破将开辟社会主义联邦道路，这将决定性地维护古巴革命的成果。
古巴革命50周年的庆祝正遇世界经济深刻的危机，这就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了问题。
Marcus Kollbrunner 作， 社会主义革命（巴西工人国际委员会）
在由新自由主义的攻击所造成的使大多数人困苦的浩劫下的大陆上，古巴革命取得的成果，例如免费的，世界一流的卫生和教育系统仍然像一盏明灯。但未来仍然不确定。许多人猜测古巴有追随中国之路和为恢复资本主义打开通路的可能性，特别是现在费德尔·卡斯特罗已经退出权力中心。
古巴革命的具体特点
以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为首的一小群人登上这个岛并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两年后，1959年新年，可恨的独裁者巴蒂斯塔逃离古巴。他们的游击部队成员从来没有超过3000人，但该独裁政权是如此的腐朽，这足以把它推翻。
古巴革命是一个例子表明，即使在一个贫穷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被推翻，而且也表明了孤立和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所导致的局限性。菲德尔·卡斯特罗和“ 7月26日运动”中的其他领导来自正统的党，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但这场运动中也有共产党人，如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和切格瓦拉。7月26日运动的计划没有超出要求结束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和社会改革，并没有攻击资本主义制度。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社会改革的计划立即遇到了来自那个时候完全主宰古巴经济的美国公司的阻挠，这些美国公司拒绝支付任何税金或分享他们的财富。新政府的回应是国有化美国的资产，这使政府几乎完全控制了经济。美国政府的回应是试图推翻新政府，随后实施了禁运。为避免孤立，古巴寻求苏联的支持。
在很短的时间内，资本主义制度在古巴被推翻，而且经济在计划下运行。但相比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工人阶级在古巴革命中没有发挥独立的和自觉的作用。相反，新的政权是在莫斯科的赞助下由官僚控制的斯大林主义制度铸造出来的。尽管这样，古巴政权始终得到人民的支持，由于以计划经济实施了改进措施，尽管遭受了美国的严密的封锁，使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可能性是什么。卡斯特罗的政权从来没有实施过斯大林或毛泽东的政权同一水平上的镇压。尽管如此，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系统，那里只允许有一党。
计划经济体制能够有效运作需要工人的民主控制和管理，而且还需要革命扩展到其他国家，国际分工才能建立，这不是基于剥削。计划经济上的官僚控制导致管理不善，浪费和腐败。
斯大林主义的崩溃
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崩溃对古巴的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占80 ％的古巴的对外贸易的东欧和苏联的援助对古巴经济是非常重要的。 1990年至1993年，古巴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4 ％ 。由于几乎所有的消费品的短缺，这使人们遭受了巨大的牺牲。古巴不得不将其从食糖工业基地转向伴随着向外国投资开放的旅游。
另一项措施是提出使用美元，这关系到发展旅游业。这导致能够获得美元从而可以去特殊的商店用美元购买大量的货物的人和只能得到用比索结付的国家调节的工资的人之间很大的差距。自那时以来，私营部门增加了。 2006年，有22 ％在私营部门，相比之下，78 ％的劳动力在公共部门就业。 1981年，在公共部门就业所占的份额为91.8 ％ ，只有8.2 ％在私营部门。
被允许在旅游行业经营的主要是私营公司，其中13个国际公司目前管理岛上62个酒店。但同时在其他行业也出现了外商投资，如电信和采矿。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象在东欧和前苏联那样复辟。国有计划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教育和卫生部门重要的成果可予以保留。对人们来说，这是不难看出的影响。在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资本主义复辟后，人的预期寿命下降到56岁，低于古巴20岁。
最近阶段古巴经济已复苏。来自委内瑞拉的用来换取数千名古巴医生到委内瑞拉服务的廉价石油供应，旅游业的增长和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增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古巴医生在国外获得的收入，不仅在委内瑞拉，是最重要的外汇来源，该国也有越来越多的生物高技术产业。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已经放缓，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得到扭转。 2004年，禁止美元在国内市场流通，而改为“可兑换比索。 ” 在此期间菲德尔·卡斯特罗发挥作用以抵制亲市场的改革，而大家普遍认为劳尔·卡斯特罗更加倾向于市场。2006年菲德尔因病，劳尔逐渐掌舵，引发了很多关于当有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后会发生什么事的猜测。显然支持市场改革同时共产党继续对权力控制的“中国道路”吸引了执政的官僚层中一些人。
当去年2月劳尔·卡斯特罗正式接任主席，他谈到有必要取消不必要的管制，在农业领域向私人更多地开放，并实施工资差别政策。今年3月，可以自由销售DVD播放机、移动电话和电脑。
古巴经济的一个问题是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低下。所有国有耕地中有一半闲置。因此，本可以粮食自给自足的岛屿被迫进口其消费的60-80 ％的粮食。劳尔说，因此，个私的农民将获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以刺激粮食生产。
劳尔还宣布，他将削减庞大的官僚机构，甚至其特权。官员的国际旅行将减少一半，同时党的官员享有的假日福利将被削减。但是，人们的社会福利也将被削减。在12月27日，古巴议会批准了一项退休金改革，提高退休年龄五年，妇女至60岁和男子至65岁。在同一会议上，劳尔宣布，1月份将推出提议的新的工资制度。工资差别将会增加，把工资和生产率挂钩起来。
计划将在今年举行的共产党第六届大会。劳尔希望大会讨论“结构性变化”。所有这些变化归纳而言就是将在古巴社会产生一个日益增长的经济鸿沟，风险是当前社会凝聚力的四分五裂。有要求废除官僚统治和开放社会的压力，尤其来自年轻一代。有73 ％的革命后出生的古巴人没有与政府的同样深厚的情感联系。
劳尔·卡斯特罗还鼓励更多的公开辩论，即使他不会考虑放弃一党统治。2008年初在古巴的某所大学有议会议长里卡多阿拉尔（Ricardo Alarcón）和学生之间的一个辩论。辩论的一盘录像带在互联网上传播。一名学生问道：
“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零售贸易使用的是可兑换比索，而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得到的是只值其二十五分之一的普通比索？您需要3天的收入才能购买一副牙刷。”他还询问，“为什么旅行受到限制，因为他希望能够访问切格瓦拉被杀害的地方。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批评是否会被官僚中支持市场的一翼为了其自身的目的而利用，或者是否一个连贯的社会主义左翼可以在古巴建立起来。
新的经济问题
去年，古巴遭受了三次飓风的破坏。损害失总额近1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 ％ 。 50万以上的房屋被摧毁或破坏，许多农作物被毁。据劳尔·卡斯特罗，将需要花3-6年的时间来克服这个损失。
2008年整个经济增长速度相当的低，与计划的8 ％和在2007年7.5 ％的增长相比，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只有4.3 ％ 。除了飓风的影响，该国还遭受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同时其主要出口商品镍的价格急剧下跌。这导致其贸易赤字增加了70 ％ 。
国际经济危机也导致了较少的外国公司投资。加拿大谢里特（Sherritt）国际矿业公司已经决定推迟投资于增加提取镍的能力。意大利电信公司宣布将出售其古巴的电信公司Etecsa的股份 。仅旅游部门将保持强劲势头，在2008年以二百三十五万游客打破了新的纪录。古巴得到了来自委内瑞拉的廉价的石油，但大幅下跌的石油价格将难以让委内瑞拉今后一个时期继续慷慨下去。
对奥巴马的新的希望？
美国新总统有越来越多的要求取消自1962年以来实施的对古巴的封锁的压力。尽管美国抗议，今年6月欧盟解除了于2003年实施的对古巴的政治制裁。古巴也已融入拉丁美洲不同的政府机构。12月中旬在巴西举办的拉丁美洲首脑会议期间，有新的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封锁。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总统甚至提出如果奥巴马在4月OAS（美洲国家组织）首脑会议前没有结束制裁，所有国家都应该威胁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还让古巴进加入里约集团（在1986年创立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织，作为由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的一种替代机构）。
17年来在10月联合国大会连续投票一项决议，敦促美国放弃制裁。只有以色列和帕劳会同美国投了反对票，而185个国家投了赞成票。
在美国支持实施制裁也不断下降，特别是在第二代的古巴裔美国人中。根据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实施的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 55 ％的古巴裔美国人现在反对制裁。 66 ％的人赞成取消到古巴旅行的限制， 65 ％的人反对限制汇款给在古巴的家人。 23 ％的人认为制裁作用不大，而56 ％的人认为其根本就没有起到作用。
英国广播公司说到Carlos Saladrigas ，来自迈阿密的一个60岁的古巴裔美国人。他有生以来都投票给共和党，但他在最近的选举中投票给了奥巴马。
他说“你不必非常聪明就能明白经过50年努力的东西没有起作用，也许是时候尝试新的东西了”。他认为，允许古巴裔美国人访问该岛作为“变革的推动者” 是改变古巴的更好的方式。
奥巴马说，在竞选期间，他将废除布什在2004年实施的更严厉的限制，即访问古巴限于每三年一次（相比，之前是每年一次）。布什也降低了游客的汇款数额，访问古巴的人能随身带的由3000美元降到300美元。许多美国公司想效仿已成为古巴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加拿大在古巴建立自己的公司。许多资产阶级战略家也明白，一个更有效的使古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方法是廉价商品涌入这个国家，而任何制裁有助于维持对古巴政权的支持。
我们社会主义者呼吁没有附加条件地立即停止制裁。古巴革命的未来是与整个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斗争密切相关的。复辟资本主义对古巴人民和该大陆上的左翼将是一个灾难。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突破将开辟社会主义联邦道路，这将决定性地维护古巴革命的成果。
2009年1月7日星期三
2008，天下同此寒；2009，春天在哪里？
2008，天下同此寒；2009，春天在哪里？
—— [PDF电子杂志]：免费订阅《社会主义者》(socialist)，
2008年12月20日，中国广东省东莞市寮布镇，又一家鞋厂的老板跑了，留下一堆破烂机器和200多名被欠薪近半年的农民工。虽然几经抗议和申诉，工人们还是在寒风中被地方治安队赶出厂房流落街头，明天多数的他们将带着一年的辛劳和空空的钱袋回到千里之外的故乡。[Chinaworker.info Dec 22,2008]
他们是悲惨的但却绝不是孤独的—他们只是今年中国1000多万农民工失业大军中的一员而已。很多同伴其实早在"初冬"之时已踏上返乡的旅程，甚至还有驾驶三轮摩托货车带着一家老小和全部家当"长征"3000公里完成从广东到四川的"现代版吉普赛大蓬车返乡之旅"。
2008年12月9日，墨西哥中部7000人的圣何塞-德-拉瑞斯镇，(该镇在一个月内多了50家"新住户"，都是由于美国经济危机失业而被迫返乡的非法移民家庭),前凤凰城建筑工人何塞-扎瓦拉接受《今日美国》的记者采访，"我最担心的是孩子的教育，在那里（美国）孩子们可以坐校车去学校，学校会免费提供食物和书本，一切需要的东西；而在这里孩子们不得不走着去学校而学校里却什么都没有。"[USATODAY，Dec 9，2008]
据推算墨西哥城870万居民中有45万人长期"非法居住"在美国。墨西哥中央银行的统计显示，2008年第3季度由移民工人从美国汇回墨西哥的汇款金额为59.20亿美元，比2007年同期的63.30亿美元下降超过6.5%。墨西哥外交部长承认"我们可能将面对巨大的移民工人回流潮。"[ibid]
2008年12月24日, 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三一教堂外，等待免费圣诞大餐的无家可归者排成长龙,为一顿免费大餐排队者们可能会需要等上2-3个小时。"今年是排队人数最多的一年"教堂执事说道。一位排队者回答CNN的记者，"我不感到羞耻，我没有工作，饿了要吃饭。"[2008年12月24日，CNN] 西海岸的洛杉基市长说道，今年等待圣诞救济的人数多了10%，但第三季度社会捐款总额下降了15%。与此同时，美国零售业收入11月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12月份到24日平安夜为止下降了4%。美国圣诞消费季40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下降。[12月26日， 路透社]
2008年，不一样的冬天，天下同此寒。
2009年也许将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风起云涌的年头。
在即将结束的2008年最后数月内，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逐步深化，各地都出现群众性抗议和静坐反对工厂倒闭、裁员和减薪。抗议事件正逐步从简单的经济诉求向政治化的高度转化。 所以我们新进推出的电子杂志《社会主义者》将从无产者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和国际上所发生的一系列时事进行政治分析,并着重于分析最新的国内外劳工抗争、国际政治事件，经济深度分析，并为关注社会主义与劳工运动的读者与朋友提供信息平台。第一期杂志的内容将包括拉定丁美洲的局势、世界性汽车行业的危机以及对于重庆"棒棒"的专访。
《社会主义者》杂志由马克思主义网站"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的支持者与作者所制作。它将为中国的工人和青年反对镇压、专制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渠道。
如您对本杂志感兴趣，请与我们联系订阅，2009年全年4期（每季度一份）免费电子杂志将以PDF的形式发送到你的EMAIL信箱。
中国劳工论坛邮箱：cwi.china@gmail.com。
*感谢订阅《社会主义者》(Socialist)*
亲爱的读者，
首先，非常荣幸得到您的信任与您的EMAIL信箱，在2009年1月中旬您将能收到《社会主义者》PDF版第一期。
《社会主义者》将从无产者的视角出发对新近中国和国际上所发生的一系列时事进行政治分析,并着重于分析最新的国内外劳工抗争、国际政治事件，经济深度分析，并为关注社会主义与劳工运动的读者与朋友提供信息平台。第一期杂志的内容将包括改革开放30周年之回顾、中国经济形势简述、对重庆农民工"棒棒"采访实录、拉定丁美洲局势、和世界性汽车行业的危机等。
其次，不知您是否曾经访问过我们的网站：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主要从事于报道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及劳工运动，并为工人和青年反对镇压、专制与的资本主义制度提供平台。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大陆地区只能使用代理软件才能登陆。不过我们已将您的EMAIL输入我们的联系人清单，近日您将收到chinaworker.info所发送的信息订阅邮件，你只需要点击其中连接激活，网站就会将时事新闻发送到您的邮箱。
再次，中国劳工论坛网站最近在香港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暴风骤雨将临：中国—世界的血汗工厂》（China: Sweatshop of the world – The coming Revolt），有中英文两个版本。书中内容主要介绍中国工人和底层群众生存状况、政治斗争的变化和呼吁进行民主社会主义转变。同上原因，本书在国内无法进行公开销售，但如果愿意购买本书（销售价格：40元）我们可以安排个别派送。销售价内包含了书的成本、邮费和任何可能的收益都将用于支持中国的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请点击以下地址，了解关于书籍的详细信息：
http://www.chinaworker.info/zh/content/news/533/ （需使用代理）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218281.shtml （国内非代理）
最后, 如您有任何进一步的关于我们网站、杂志和我们活动的相关信息需要了解和咨询，请联系我们：cwi.chinawork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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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Socialist）杂志编辑组
人生是如此美丽。让我们将所有的罪恶、压迫与暴力彻底洗尽，使生命之花绽放到极致。
— 列昂 托洛茨基
Life is beautiful. Let the future generations cleanse it of all evil, oppression, and violence, and enjoy it to the full.
— Leon Trotsky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积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 陈独秀《新青年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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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28日星期日
我译自CWI的经济危机下的拉美（初稿）
经济危机下的拉美
-1 1月C WI IEC会议上，一个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者的发言稿。
10年前的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和在委内瑞拉查韦斯第一次被选举为总统开始了一个新的拉丁美洲的阶级斗争周期。
事实上，作为经济危机的后果之一，在不远的将来世界其他地方的'拉美化'进程并不意味着拉美次大陆将外在于主要政治舞台。
必胜信念
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当局对危机作出的反应的方式更为可笑。
巴西经济部长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在一个国会会议上试图安慰大家现在巴西是如何明显优于其他危机体。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他的部门送达国会一个文件化的措施，既要求国会给予政府在紧急情况下把银行国有化的特殊权力。
事实上，一些拉美国家政府在最后时刻开展强大的“必胜信念”的思想运动是可以理解的。
2003年至2007年，拉丁美洲经历了平均每年5.5 ％的高速的增长率。这主要受益于高的商品价格和特殊的融资条件。2007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为8.7 ％ ， 委内瑞拉是8.4 ％ ，而哥伦比亚是7 ％ 。
经济增长对于该地区保持政治稳定是很重要的。
在巴西，人们大力地在大西洋里找到了一个新的大油田，该石油盆地的发现使得巴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然而，勘探新的石油盆地计划——在危机发生前，这已经是非常耗钱的和困难的——现在变得更加不确定。
经济增长的所有主要因素在恢复中——大宗商品价格，来自外部的汇款，内部消费信贷等
除了与美国联系紧密的墨西哥，大宗商品占拉丁美洲国家出口的74 ％。
一些统计数据指出，到10月，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上下降了40 ％ ， 是52年来的最大的下落，这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地区。
石油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厄瓜多尔;大豆对阿根廷和巴西;铜对智利和秘鲁以及锌对玻利维亚这些经济体而言是基础性的。
石油占委内瑞拉出口的94 ％ 和超过一半的政府收入。委内瑞拉需要进口约80 ％的粮食。
锌是玻利维亚的第二大主要的出口品而几周里其价格下跌了50 ％ 。
大豆价格的下跌使得阿根廷税收收入不到25亿美元。
由于与美国市场的紧密联系，这种情况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可以说是灾难性的。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现在越来越少地依赖于美国市场，但欧洲经济衰退和中国经济的放缓将影响到它。
2009年该地区的GDP增长已减少到2.5 ％左右。但是，即使这个数字并不表明该地区危机的戏剧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根据标准普尔机构，今年4月，巴西是处于值得投资的等级上，但在10月，巴西股市是一个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股市。在10月底，2008年累计亏损约为2000亿美元。大约43 ％的股票与大宗商品市场有联系——如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ás）（半国有的石油公司）和谷（Vale）矿业公司。
'不动产的'贬值和挥发导致一些巴西大型私营出口企业的损失达数十亿美元。
尽管有公布的外汇储备约达2 00亿美元，巴西政府已向美国联邦储备局求助贷与300亿美元至明年4月以稳定外汇市场。
阿根廷政府决定重新国有化于1993年私有化了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原因是未能在明年年底前对约20亿美元债务进行重新谈判后出现的迫在眉睫的对公共债务的拖欠。
在哥伦比亚，在过去几年中，金融'金字塔'计划浪潮——许诺在6个月内使投资者的资金翻倍——合法地席卷全国各地。GDP增长的放缓和较低的国外汇款使得金字塔崩溃。运营商卷走数亿美元。在一些城市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参与暴动，与警察发生冲突并导致至少3人死亡。
由于缺乏清晰的革命战略和领导，1998年和2002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大多数的斗争只是选举出了声称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新政府，如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然而现在，新的危机使局势更加复杂。
委内瑞拉
2008年委内瑞拉GDP增长率将是5 ％左右，但最近的'经济学家'杂志说明年委内瑞拉GDP增长率只有2.4 ％ 。
紧接着去年12月宪法改革的公民投票中查韦斯的失败，11月的选举结果打开了右翼势力新的挫折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查韦斯主义”的反攻 。
PSUV和查韦斯的联盟赢得22个州中的17个。反对派赢得5个州，4年前的2个和3个新的关键州。此外，反对派还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马拉开波赢得了市长席位。
主要石油生产州——苏利亚（Zulia）——和主要工业化州——卡拉沃沃（Carabobo）是落在反对派手中。但是，右翼势力还没有一个针对查韦斯的明确的替代方案。
对查韦斯而言，一个重要的不详之兆是失去Petare ，近三分之一加拉加斯居民生活在这个工人阶级的地区，它是“查韦斯主义”的一个堡垒 ，2002年它在抵抗政变中具有象征性作用。
查韦斯仍有一些实力的保存，但危机使得局势将急剧地趋于危急境地. 所谓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局限性是表现为查韦斯领导层对待PSUV 和工人运动的官僚主义方式以及查韦斯运动中腐败的野心家的横行。
今年国有化冶金钢铁行业是来自在这一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委内瑞拉工人阶级压力的一个直接结果。
目前在委内瑞拉，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替代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问题。
古巴
如果古巴失去委内瑞拉的支持，这将是灾难性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辞职后，官僚机构和军队讨论了中国或东欧的方式以恢复资本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奥巴马对待古巴将采取什么政策，更有可能的是一个缓和的进程。美国和新的支持修复关系的古巴的官僚机构可以利用巴西政府的帮助，如卢拉政府的前内政部长何塞迪尔塞乌（José Dirceu ）——因腐败丑闻离开政府而成为古巴的投资顾问后，他和古巴具有良好的内部关系。
另一方面，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不是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的时机，这面临着来自群众的反对。
玻利维亚
工人和群众运动和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领导两者都在玻利维亚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今年8月莫拉莱斯在一个召回公民投票中获得了巨大胜利，83 ％的投票率，令人难以置信的参与和赢得67 ％的选票。
即使是在'梅迪亚卢纳（media luna ）'地区——这里右翼控制着州政府——表决结果也很出色：在潘多（Pando ）赢得5 2 .5％; 在塔里哈（Tarija）赢得近5 0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圣克鲁斯（Santa Cruz）赢得4 0 .75％。
群众的反应促使政府最终决定性地战胜右翼。像在1973年的智利那样，在拉巴斯（La Paz）纪念公民投票胜利的大游行中，群众直接向莫拉莱斯高喊'Mano dura, mano dura' ——强硬，更强硬些！
集中在'梅迪亚卢纳'的右翼反对派试图采取攻势以防止政府对去年12月由制宪大会表决的新宪法实施一个新的公民投票。
作为一个武装法西斯集团Juvenil Cruceñista联盟（ UJC ）袭击了公共建筑和在'梅迪亚卢纳'的不同的城市的地方行政区。武装攻击了潘多的' Departamento ' （州）的'El Porvenir'地区的农民游行，造成至少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再加上一些失踪。
反革命的鞭子刺激了革命。通向圣克鲁斯的道路已经被来自该国不同地区数万工人、土著居民和农民封锁。
在科恰班巴（Cochabamba）的CWI(国际工人委员会）同志介入了反法西斯协调活动和其他会议，在这些活动和会议中，活动分子和一些领导人讨论了占领圣克鲁斯，土地和工厂，然后击败该地区的右翼。
然而，政府实行了戒严法（国家紧急状态）以防止群众运动失控，而他们把潘多的省长投入监狱并驱逐了显然和攻击有联系的美国大使。
在一个智利UNASUR （南美洲国家联盟）特别会议中，莫拉莱斯与议会右翼关于要求在明年1月25日举行全民公决的法律项目重开谈判。由于他需要从反对派得到一些票以便获得所需的三分之二来使得政府改变土地的内容，保证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与跨国公司所签定的合同的实施，并对'梅迪亚卢纳'区域自治采取一些让步。
莫拉莱斯仍然有很大的支持，但在最先进的工人和穷人阶层中有着很多不满。这可能是一个更加重要和独立的工人运动领域的基础。
其他左翼堡垒
与左派解放理论有关的前主教费尔南多卢戈（Fernando Lugo）在右翼科罗拉多党（Colorado party）统治六十年后的今年当选为巴拉圭总统，政府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和重新谈判管辖与巴西共享的Itaipú水电站条约。
在萨尔瓦多，FMLN（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前游击运动）赢得于明年3月举行的下届总统选举有很大的可能性。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FSLN ）赢得了尼加拉瓜市政选举。
洪都拉斯的保守的曼努埃尔塞拉亚政府正转向'左' ，加入玻利瓦尔计划——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加上委内瑞拉，古巴，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
智利群众运动将苏醒，开始于学生运动——企鹅起义——而且影响了矿工以及现在的一个强有力的公共部门的斗争。
乌拉圭国会批准堕胎的合法化，但遭到了'改良主义的'塔巴雷巴斯克斯（Tabaré Vasquez）的否决
在厄瓜多尔，示威得到了科雷亚（Correa）政府的支持以反对右翼势力的反动。今年9月公民表决中政府以获得64 ％的投票支持而批准了新宪法。它指出该国的发展方向是“社会和经济的团结”和声称走出以前的1998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宪法而获得了社会进步。政府暂停支付约30亿美元的外债。科雷亚和与巴西的私营建筑公司巨头托奥德布雷赫特（Odebrecht.）建筑公司有联系的巴西政府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厄瓜多尔将受到较低的油价的影响，但比其他国家，科雷亚拥有一个更好的政治形势。
新自由主义的堡垒
面临危机,一些右翼新自由主义的堡垒是最脆弱的。
在秘鲁，即使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9 ％ ，总统艾伦加西亚(Alan Garcia )——拉丁美洲'乔治布什' ——在民调中只得到少于20 ％的支持。一场大的政治危机和强有力的公共部门工人罢工发生后，加西亚已经表明要让前左翼武装斗争的领导担任新总理，试图打开与更为倾向于左翼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阶层对话的大门。
基于经济增长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FARCs）的游击运动的退却，哥伦比亚政府得到了很大的支持。然而由于金字塔结构的崩溃和危机总的影响，政府仍然处于非常脆弱的情况下，它面对着土著人的强大的动员，还有一些工人的斗争。
这种极端的镇压——一个以打击贩运毒品为借口而对社会运动实施的犯罪和对穷人实施的犯罪的过程——是一个不只限于哥伦比亚的过程。
由于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的高涨，瓦哈卡（Oaxaca）大规模起义和洛佩斯奥夫（Lopes Obrador.）地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墨西哥也是处于'内战'中。在经济危机首次展现出来之前有大型示威以抗议石油私有化的计划，另外还有教师，矿工和公共部门的工人的斗争。
巴西
巴西的政治局势并不太平并且不可预测。尽管2010年将举行选举，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卢拉的继任者的问题。
这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军事政权结束以来第一次没有卢拉参选的选举。得到80 ％支持的卢拉可以很容易胜出在今年市政选举中被证明是不对的。
政府试图让部长Dilma Roussef来替代，Dilma Roussef给人以左翼的形象的同时也带有“大巴西”的必胜主义信念。她负责政府PAC 计划——加速增长的计划——也负责新的石油勘探。国际危机将直接影响确立Dilma为强劲的候选人，因为她负责的PAC 计划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作为前左翼激进份子，她曾经被囚禁过而且遭受过军方的折磨，她可以使用此背景以得到左派的信任来面对主要的右翼势力和最受欢迎的候选人何塞拉（José Serra），何塞拉是圣保罗省长也是20世纪60年代的前左翼学生领袖。
对于卢拉来说，有一个难题——政府必须让工人来承担危机，但同时他们真的担心选举进程。
重组左翼力量
在拉丁美洲，左翼力量的发展在政治层面上，并在工会和社会运动方面都是关键的问题。
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大会的主要焦点在运动的独立派系上。然而期望有5000人参加的大会只聚集2800名代表。
有305个工会组织（工会和反对派团体），他们占代表的77 ％， 70个社会和民众运动团体（城市和农村的），他们占大会代表的6 ％以及108个学生组织，他们占大会代表的16 ％。
在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在大会上主张PSTU的反民主的方法之前，一些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派系（MTL和MES）从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分裂出来，但他们的态度加剧了更加富有斗争精神的工会运动的分裂。
CWI(国际工人委员会）的'社会主义抵抗组织在大会中是第三大有组织的力量——紧跟着最大的PSTU，相当于U IT巴西团体（CST）。
后来，我们的组织和CST一同没有参与大会创立的新的国家执行书记处以抗议PSTU的方法。
其他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会INTERSINDICAL(工人工会联合运动) 主动开了它几乎破裂为两个部分的全国会议。INTERSINDICAL(工人工会联合运动)中的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派系和脱离了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的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派系很有可能朝着组建由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控制的新的工会组织。
CWI(国际工人委员会）反对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内部的这种演变，并继续介入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但是明确主张所有的工会和社会运动团结起来以联合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民主地独立于中央政府。
上周末在圣保罗由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 、INTERSINDICAL(工人工会联合运动)和MST （失地运动）召集的第一次三方研讨会以讨论资本主义的新形势和左翼的任务。这主要是更为左倾的派系MST的一项倡议，MST处于强大压力下要求更明确地反对卢拉政府。
本次研讨会在共同行动计划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决定，这可以为新的联合的工会和重要的社会运动提供基础。
卢拉政府软硬兼施，一方面对最富有斗争精神的工会活动家和工会中的非法行为的内容进行了强有力的镇压，另一方面是收编行动，把公款拨给工会中央。 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是唯一的一个决定不接受这笔钱的组织。
由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组织的全体建筑分包工人罢工面临着毫无疑问由CUT工会官僚和老板参与的武装攻击。在这个问题上，来自不同的CWI(国际工人委员会）支部的同志们发出了声援讯息。也有对MST和其他失地运动的强烈攻击。
自军事政权以来，政府可以认定一个最传统的左派工会——安第斯山脉，大学讲师工会——为非法并代之以另一亲政府的工会。
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
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首次参加了市政选举，并获得20多个议员席位，虽然在困难的情势下，在一些重要的首府和城市里这也算是良好的投票结果。
但是，该党也首次组织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正式的选举联盟。在30多个城市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与许多资产阶级政党建立选举联盟，包括在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也和在马卡帕（Macapá）和其他地方的所谓的巴西社会主义党的绿党建立选举联盟。
在作为亚马孙地区一个小州的首府的马卡帕，那里真正的具有使该党获得副市长职位的可能性，这意味着该党参加资产阶级市政府，但由于地方当局的选举欺诈和其他权宜之计，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在阿雷格里港该党——由M ES领导，佩德罗富恩特斯（Pedro Fuentes）的倾向——从大型巴西钢铁私营公司Gerdau.那里接受了约5 万美元的捐款-。
同志们向党员写了一封公开信并在一些国家的宣传媒体上刊行。全国执行机关中所有其他倾向的人都口头上反对之，但拒绝投票或干预阿雷格里港的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
该党的多数派集团把2010年的竞选放在绝对优先地位，届时Heloísa Helena将作为总统候选人。她曾经是阿拉戈斯州首府马塞约的候选人而且也是整个国家最好的选举出来的议员。
然而，多数派集团重点是为了2010年选举而扩大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即使Heloísa Helen威胁自己将因此不参加总统候选人也不能阻止该党发展更广泛的联盟。
多数派集团中两个主要倾向有种不稳定性。直到明年6月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一进程可能变得更为危急。
面对这一向右的新变化，在我们的组织中有一些关于和有些试图离开该党的派系一起在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工作或不强调这种工作的讨论。
然而，在下一阶段，随着危机的影响，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仍然可能是该国唯一的一般性的左翼政治选择。因此，我们需要呆在其内部或其周围高调地作为一个左翼反对派存在。
这并不意味着幻想该党的变化或对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但作为一条道路去建立一个左翼力量和我们自己的组织。与此同时，有巴西资产阶级和该地区的政府的作为一个巴西子帝国主义的更多的作用。
我们的介入
最近，CWI(国际工人委员会）在拉丁美洲获得重要的进展。
我们正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一些国家建立组织。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建立组织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我们现在可以具体地介入该地区一些最重要的政治进程。
智利的同志现在标明我们可以利用全新的形势。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智利支部正在采取措施重新刊行我们的智利报纸并将在未来获得更多的进展。
在巴西，我们正在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组织，不仅集中在圣保罗市，而且现在还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州发展着。与CLS团体以及社会主义抵抗组织的融合有着积极的前景。
尽管存在着各种困难，上次世界大会关于拉丁美洲的决议已经最终形成。今年开设了一个西班牙语的网站和成功举办了拉丁美洲学校，第二个会在明年2月开办。也有成立一个拉丁美洲局的建议以更好地协调在该地区的工作。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关注秘鲁和墨西哥的局势。新的世界形势要求CWI(国际工人委员会）尽快建立自己富有奉献精神以及承担义务的的组织。
-1 1月C WI IEC会议上，一个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者的发言稿。
10年前的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和在委内瑞拉查韦斯第一次被选举为总统开始了一个新的拉丁美洲的阶级斗争周期。
事实上，作为经济危机的后果之一，在不远的将来世界其他地方的'拉美化'进程并不意味着拉美次大陆将外在于主要政治舞台。
必胜信念
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当局对危机作出的反应的方式更为可笑。
巴西经济部长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在一个国会会议上试图安慰大家现在巴西是如何明显优于其他危机体。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他的部门送达国会一个文件化的措施，既要求国会给予政府在紧急情况下把银行国有化的特殊权力。
事实上，一些拉美国家政府在最后时刻开展强大的“必胜信念”的思想运动是可以理解的。
2003年至2007年，拉丁美洲经历了平均每年5.5 ％的高速的增长率。这主要受益于高的商品价格和特殊的融资条件。2007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为8.7 ％ ， 委内瑞拉是8.4 ％ ，而哥伦比亚是7 ％ 。
经济增长对于该地区保持政治稳定是很重要的。
在巴西，人们大力地在大西洋里找到了一个新的大油田，该石油盆地的发现使得巴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然而，勘探新的石油盆地计划——在危机发生前，这已经是非常耗钱的和困难的——现在变得更加不确定。
经济增长的所有主要因素在恢复中——大宗商品价格，来自外部的汇款，内部消费信贷等
除了与美国联系紧密的墨西哥，大宗商品占拉丁美洲国家出口的74 ％。
一些统计数据指出，到10月，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上下降了40 ％ ， 是52年来的最大的下落，这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地区。
石油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厄瓜多尔;大豆对阿根廷和巴西;铜对智利和秘鲁以及锌对玻利维亚这些经济体而言是基础性的。
石油占委内瑞拉出口的94 ％ 和超过一半的政府收入。委内瑞拉需要进口约80 ％的粮食。
锌是玻利维亚的第二大主要的出口品而几周里其价格下跌了50 ％ 。
大豆价格的下跌使得阿根廷税收收入不到25亿美元。
由于与美国市场的紧密联系，这种情况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可以说是灾难性的。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现在越来越少地依赖于美国市场，但欧洲经济衰退和中国经济的放缓将影响到它。
2009年该地区的GDP增长已减少到2.5 ％左右。但是，即使这个数字并不表明该地区危机的戏剧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根据标准普尔机构，今年4月，巴西是处于值得投资的等级上，但在10月，巴西股市是一个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股市。在10月底，2008年累计亏损约为2000亿美元。大约43 ％的股票与大宗商品市场有联系——如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ás）（半国有的石油公司）和谷（Vale）矿业公司。
'不动产的'贬值和挥发导致一些巴西大型私营出口企业的损失达数十亿美元。
尽管有公布的外汇储备约达2 00亿美元，巴西政府已向美国联邦储备局求助贷与300亿美元至明年4月以稳定外汇市场。
阿根廷政府决定重新国有化于1993年私有化了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原因是未能在明年年底前对约20亿美元债务进行重新谈判后出现的迫在眉睫的对公共债务的拖欠。
在哥伦比亚，在过去几年中，金融'金字塔'计划浪潮——许诺在6个月内使投资者的资金翻倍——合法地席卷全国各地。GDP增长的放缓和较低的国外汇款使得金字塔崩溃。运营商卷走数亿美元。在一些城市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参与暴动，与警察发生冲突并导致至少3人死亡。
由于缺乏清晰的革命战略和领导，1998年和2002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大多数的斗争只是选举出了声称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新政府，如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然而现在，新的危机使局势更加复杂。
委内瑞拉
2008年委内瑞拉GDP增长率将是5 ％左右，但最近的'经济学家'杂志说明年委内瑞拉GDP增长率只有2.4 ％ 。
紧接着去年12月宪法改革的公民投票中查韦斯的失败，11月的选举结果打开了右翼势力新的挫折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查韦斯主义”的反攻 。
PSUV和查韦斯的联盟赢得22个州中的17个。反对派赢得5个州，4年前的2个和3个新的关键州。此外，反对派还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马拉开波赢得了市长席位。
主要石油生产州——苏利亚（Zulia）——和主要工业化州——卡拉沃沃（Carabobo）是落在反对派手中。但是，右翼势力还没有一个针对查韦斯的明确的替代方案。
对查韦斯而言，一个重要的不详之兆是失去Petare ，近三分之一加拉加斯居民生活在这个工人阶级的地区，它是“查韦斯主义”的一个堡垒 ，2002年它在抵抗政变中具有象征性作用。
查韦斯仍有一些实力的保存，但危机使得局势将急剧地趋于危急境地. 所谓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局限性是表现为查韦斯领导层对待PSUV 和工人运动的官僚主义方式以及查韦斯运动中腐败的野心家的横行。
今年国有化冶金钢铁行业是来自在这一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委内瑞拉工人阶级压力的一个直接结果。
目前在委内瑞拉，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替代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问题。
古巴
如果古巴失去委内瑞拉的支持，这将是灾难性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辞职后，官僚机构和军队讨论了中国或东欧的方式以恢复资本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奥巴马对待古巴将采取什么政策，更有可能的是一个缓和的进程。美国和新的支持修复关系的古巴的官僚机构可以利用巴西政府的帮助，如卢拉政府的前内政部长何塞迪尔塞乌（José Dirceu ）——因腐败丑闻离开政府而成为古巴的投资顾问后，他和古巴具有良好的内部关系。
另一方面，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不是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的时机，这面临着来自群众的反对。
玻利维亚
工人和群众运动和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领导两者都在玻利维亚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今年8月莫拉莱斯在一个召回公民投票中获得了巨大胜利，83 ％的投票率，令人难以置信的参与和赢得67 ％的选票。
即使是在'梅迪亚卢纳（media luna ）'地区——这里右翼控制着州政府——表决结果也很出色：在潘多（Pando ）赢得5 2 .5％; 在塔里哈（Tarija）赢得近5 0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圣克鲁斯（Santa Cruz）赢得4 0 .75％。
群众的反应促使政府最终决定性地战胜右翼。像在1973年的智利那样，在拉巴斯（La Paz）纪念公民投票胜利的大游行中，群众直接向莫拉莱斯高喊'Mano dura, mano dura' ——强硬，更强硬些！
集中在'梅迪亚卢纳'的右翼反对派试图采取攻势以防止政府对去年12月由制宪大会表决的新宪法实施一个新的公民投票。
作为一个武装法西斯集团Juvenil Cruceñista联盟（ UJC ）袭击了公共建筑和在'梅迪亚卢纳'的不同的城市的地方行政区。武装攻击了潘多的' Departamento ' （州）的'El Porvenir'地区的农民游行，造成至少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再加上一些失踪。
反革命的鞭子刺激了革命。通向圣克鲁斯的道路已经被来自该国不同地区数万工人、土著居民和农民封锁。
在科恰班巴（Cochabamba）的CWI(国际工人委员会）同志介入了反法西斯协调活动和其他会议，在这些活动和会议中，活动分子和一些领导人讨论了占领圣克鲁斯，土地和工厂，然后击败该地区的右翼。
然而，政府实行了戒严法（国家紧急状态）以防止群众运动失控，而他们把潘多的省长投入监狱并驱逐了显然和攻击有联系的美国大使。
在一个智利UNASUR （南美洲国家联盟）特别会议中，莫拉莱斯与议会右翼关于要求在明年1月25日举行全民公决的法律项目重开谈判。由于他需要从反对派得到一些票以便获得所需的三分之二来使得政府改变土地的内容，保证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与跨国公司所签定的合同的实施，并对'梅迪亚卢纳'区域自治采取一些让步。
莫拉莱斯仍然有很大的支持，但在最先进的工人和穷人阶层中有着很多不满。这可能是一个更加重要和独立的工人运动领域的基础。
其他左翼堡垒
与左派解放理论有关的前主教费尔南多卢戈（Fernando Lugo）在右翼科罗拉多党（Colorado party）统治六十年后的今年当选为巴拉圭总统，政府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和重新谈判管辖与巴西共享的Itaipú水电站条约。
在萨尔瓦多，FMLN（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前游击运动）赢得于明年3月举行的下届总统选举有很大的可能性。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FSLN ）赢得了尼加拉瓜市政选举。
洪都拉斯的保守的曼努埃尔塞拉亚政府正转向'左' ，加入玻利瓦尔计划——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加上委内瑞拉，古巴，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
智利群众运动将苏醒，开始于学生运动——企鹅起义——而且影响了矿工以及现在的一个强有力的公共部门的斗争。
乌拉圭国会批准堕胎的合法化，但遭到了'改良主义的'塔巴雷巴斯克斯（Tabaré Vasquez）的否决
在厄瓜多尔，示威得到了科雷亚（Correa）政府的支持以反对右翼势力的反动。今年9月公民表决中政府以获得64 ％的投票支持而批准了新宪法。它指出该国的发展方向是“社会和经济的团结”和声称走出以前的1998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宪法而获得了社会进步。政府暂停支付约30亿美元的外债。科雷亚和与巴西的私营建筑公司巨头托奥德布雷赫特（Odebrecht.）建筑公司有联系的巴西政府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厄瓜多尔将受到较低的油价的影响，但比其他国家，科雷亚拥有一个更好的政治形势。
新自由主义的堡垒
面临危机,一些右翼新自由主义的堡垒是最脆弱的。
在秘鲁，即使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9 ％ ，总统艾伦加西亚(Alan Garcia )——拉丁美洲'乔治布什' ——在民调中只得到少于20 ％的支持。一场大的政治危机和强有力的公共部门工人罢工发生后，加西亚已经表明要让前左翼武装斗争的领导担任新总理，试图打开与更为倾向于左翼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阶层对话的大门。
基于经济增长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FARCs）的游击运动的退却，哥伦比亚政府得到了很大的支持。然而由于金字塔结构的崩溃和危机总的影响，政府仍然处于非常脆弱的情况下，它面对着土著人的强大的动员，还有一些工人的斗争。
这种极端的镇压——一个以打击贩运毒品为借口而对社会运动实施的犯罪和对穷人实施的犯罪的过程——是一个不只限于哥伦比亚的过程。
由于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的高涨，瓦哈卡（Oaxaca）大规模起义和洛佩斯奥夫（Lopes Obrador.）地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墨西哥也是处于'内战'中。在经济危机首次展现出来之前有大型示威以抗议石油私有化的计划，另外还有教师，矿工和公共部门的工人的斗争。
巴西
巴西的政治局势并不太平并且不可预测。尽管2010年将举行选举，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卢拉的继任者的问题。
这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军事政权结束以来第一次没有卢拉参选的选举。得到80 ％支持的卢拉可以很容易胜出在今年市政选举中被证明是不对的。
政府试图让部长Dilma Roussef来替代，Dilma Roussef给人以左翼的形象的同时也带有“大巴西”的必胜主义信念。她负责政府PAC 计划——加速增长的计划——也负责新的石油勘探。国际危机将直接影响确立Dilma为强劲的候选人，因为她负责的PAC 计划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作为前左翼激进份子，她曾经被囚禁过而且遭受过军方的折磨，她可以使用此背景以得到左派的信任来面对主要的右翼势力和最受欢迎的候选人何塞拉（José Serra），何塞拉是圣保罗省长也是20世纪60年代的前左翼学生领袖。
对于卢拉来说，有一个难题——政府必须让工人来承担危机，但同时他们真的担心选举进程。
重组左翼力量
在拉丁美洲，左翼力量的发展在政治层面上，并在工会和社会运动方面都是关键的问题。
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大会的主要焦点在运动的独立派系上。然而期望有5000人参加的大会只聚集2800名代表。
有305个工会组织（工会和反对派团体），他们占代表的77 ％， 70个社会和民众运动团体（城市和农村的），他们占大会代表的6 ％以及108个学生组织，他们占大会代表的16 ％。
在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在大会上主张PSTU的反民主的方法之前，一些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派系（MTL和MES）从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分裂出来，但他们的态度加剧了更加富有斗争精神的工会运动的分裂。
CWI(国际工人委员会）的'社会主义抵抗组织在大会中是第三大有组织的力量——紧跟着最大的PSTU，相当于U IT巴西团体（CST）。
后来，我们的组织和CST一同没有参与大会创立的新的国家执行书记处以抗议PSTU的方法。
其他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会INTERSINDICAL(工人工会联合运动) 主动开了它几乎破裂为两个部分的全国会议。INTERSINDICAL(工人工会联合运动)中的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派系和脱离了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的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派系很有可能朝着组建由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控制的新的工会组织。
CWI(国际工人委员会）反对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内部的这种演变，并继续介入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但是明确主张所有的工会和社会运动团结起来以联合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民主地独立于中央政府。
上周末在圣保罗由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 、INTERSINDICAL(工人工会联合运动)和MST （失地运动）召集的第一次三方研讨会以讨论资本主义的新形势和左翼的任务。这主要是更为左倾的派系MST的一项倡议，MST处于强大压力下要求更明确地反对卢拉政府。
本次研讨会在共同行动计划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决定，这可以为新的联合的工会和重要的社会运动提供基础。
卢拉政府软硬兼施，一方面对最富有斗争精神的工会活动家和工会中的非法行为的内容进行了强有力的镇压，另一方面是收编行动，把公款拨给工会中央。 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是唯一的一个决定不接受这笔钱的组织。
由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组织的全体建筑分包工人罢工面临着毫无疑问由CUT工会官僚和老板参与的武装攻击。在这个问题上，来自不同的CWI(国际工人委员会）支部的同志们发出了声援讯息。也有对MST和其他失地运动的强烈攻击。
自军事政权以来，政府可以认定一个最传统的左派工会——安第斯山脉，大学讲师工会——为非法并代之以另一亲政府的工会。
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
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首次参加了市政选举，并获得20多个议员席位，虽然在困难的情势下，在一些重要的首府和城市里这也算是良好的投票结果。
但是，该党也首次组织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正式的选举联盟。在30多个城市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与许多资产阶级政党建立选举联盟，包括在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也和在马卡帕（Macapá）和其他地方的所谓的巴西社会主义党的绿党建立选举联盟。
在作为亚马孙地区一个小州的首府的马卡帕，那里真正的具有使该党获得副市长职位的可能性，这意味着该党参加资产阶级市政府，但由于地方当局的选举欺诈和其他权宜之计，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在阿雷格里港该党——由M ES领导，佩德罗富恩特斯（Pedro Fuentes）的倾向——从大型巴西钢铁私营公司Gerdau.那里接受了约5 万美元的捐款-。
同志们向党员写了一封公开信并在一些国家的宣传媒体上刊行。全国执行机关中所有其他倾向的人都口头上反对之，但拒绝投票或干预阿雷格里港的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
该党的多数派集团把2010年的竞选放在绝对优先地位，届时Heloísa Helena将作为总统候选人。她曾经是阿拉戈斯州首府马塞约的候选人而且也是整个国家最好的选举出来的议员。
然而，多数派集团重点是为了2010年选举而扩大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即使Heloísa Helen威胁自己将因此不参加总统候选人也不能阻止该党发展更广泛的联盟。
多数派集团中两个主要倾向有种不稳定性。直到明年6月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一进程可能变得更为危急。
面对这一向右的新变化，在我们的组织中有一些关于和有些试图离开该党的派系一起在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工作或不强调这种工作的讨论。
然而，在下一阶段，随着危机的影响，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仍然可能是该国唯一的一般性的左翼政治选择。因此，我们需要呆在其内部或其周围高调地作为一个左翼反对派存在。
这并不意味着幻想该党的变化或对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但作为一条道路去建立一个左翼力量和我们自己的组织。与此同时，有巴西资产阶级和该地区的政府的作为一个巴西子帝国主义的更多的作用。
我们的介入
最近，CWI(国际工人委员会）在拉丁美洲获得重要的进展。
我们正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一些国家建立组织。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建立组织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我们现在可以具体地介入该地区一些最重要的政治进程。
智利的同志现在标明我们可以利用全新的形势。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智利支部正在采取措施重新刊行我们的智利报纸并将在未来获得更多的进展。
在巴西，我们正在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组织，不仅集中在圣保罗市，而且现在还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州发展着。与CLS团体以及社会主义抵抗组织的融合有着积极的前景。
尽管存在着各种困难，上次世界大会关于拉丁美洲的决议已经最终形成。今年开设了一个西班牙语的网站和成功举办了拉丁美洲学校，第二个会在明年2月开办。也有成立一个拉丁美洲局的建议以更好地协调在该地区的工作。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关注秘鲁和墨西哥的局势。新的世界形势要求CWI(国际工人委员会）尽快建立自己富有奉献精神以及承担义务的的组织。
2008年12月25日星期四
我今年2月份译自CWI:关于拉丁美洲斗争的热烈辩论
（我现在正在译处在经济危机中的拉丁美洲）
我译:关于拉丁美洲斗争的热烈辩论
关于拉丁美洲斗争的热烈辩论
社会主义力量在这个大陆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Johannes Ullrich CWI德国，圣保罗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 ）正在举办一个非常成功和热情的拉美暑期训练营。共有来自CWI在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和委内瑞拉的支部和来自比利时，英国，德国，瑞典和美国的访客超过80人参加。
训练营公开热烈讨论关于世界的看法。托尼索努瓦介绍了讨论情况，Karl Debbaut为国际秘书处总结陈词。辩论稿涉及正在扩延的经济危机，美国总统大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和CWI欧洲支部的同志提供的报告。本次会议表明CWI在拉丁美洲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许多年来我们首次能够召集同志们，交流经验，为我们在拉丁美洲的集体工作制定计划。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长期积极活动的成员，由于经济条件和缺乏资金，也未曾有机会与来自其他拉美国家的CWI活动家交换意见和辩论。例如，玻利维亚的与会同志第一次热情地参加会议。本次会议标志着CWI在拉丁美洲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紧接着的是关于拉丁美洲，托洛茨基和不断革命论，拉丁美洲工人运动的历史，以及工会事务，青年和妇女的辩论，并讨论建立CWI的分支机构。在此期间，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同志们分享他们对棒球的专业知识，与会者组成的巴西足球队被国际临时选出的11个球员组成的球队击败。
对世界的看法讨论结束后，会议转向讨论由Andre Ferrari提议的关于拉丁美洲的总的看法，在接下来的两天内补充讨论了关于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和委内瑞拉的更具体的情况。在接下来数天内，我们将公布关于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巴西和智利的更详细的报告。
在开场白中，Andre Ferrari评论说， "拉丁美洲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与试图建立独立于帝国主义势力并发展国内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的失败相伴的反帝斗争的历史。"
在拉丁美洲同时发展出三种不同的进程。第一个进程的典型代表是在反帝中采用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的"安第斯火山"国家，如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第二类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是在过去几年中能够利用经济增长建立某种稳定的中间偏左的政府的国家。最后是一批和帝国主义结盟的公开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如哥伦比亚，墨西哥或秘鲁）。
玻利瓦尔政府的挫折
去年12月，由于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的玻利瓦尔政府在修宪公投中的失败，它因此遭受的挫折被证明是一个转折点。虽然美国赞助的反对党仅仅获得了30万张票，但由于以前投票支持他的人大规模地弃权，查韦斯在全民公决中失利。查韦斯和他的政府政治上的回应是呼吁建立一个与反帝的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国家联盟。政府表决特赦了一些人，这些人2002年参与了反对它的政府的政变，国有石油企业PDVSA解职了作为工会领袖的UNT工会联合会的左翼领导人Orlando Chirino。这标志着向右转，这危及了查韦斯政府九年的有利于穷人和工人的改革。在讨论中，结束腐败的斗争问题和许多工会领导人所表现出的缺乏民主是一个重要内容。有来自工人阶级的要采取捍卫他们的权利的行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导致工人与查韦斯政府和官僚主义冲突。查韦斯政府没收关键行业的失败意味着统治阶级保持了对经济的遏制力。委内瑞拉的同志报告说许多基本产品，如牛奶，豆类和糖，几个星期后就告罄难以得到了，出现了早成为记忆中的斯大林主义国家80年代末那样的在超市外排长龙的情况。由于战胜资本主义和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失败，委内瑞拉反革命的威胁依然存在着。
在去年的11月和12月，莫拉莱斯政府和右翼之间在玻利维亚制宪会议上的斗争达到了顶点。来自玻利维亚CWI支部的Micaela Sarmiento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政治局势和CWI工作的报告。她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右翼所采用的对待玻利维亚土著的种族主义的图景。月亮媒体公司的主管（该公司在玻利维亚的东部地区占据着国家大部分的自然资源）出现在电视上，并用种族主义辱骂土著人。中上阶层圣克鲁斯的青年正在形成武装团伙并已进行针对土著人的攻击包括谋杀。反土著的种族隔离的一种形式存在于东玻利维亚，那里存在着"只有白人"的酒吧，餐馆和旅馆。批准新宪法草案的全民公决将在今年下半年举行。这将提供一个新的政府和右翼的对峙局面。全民公决投票中，我们将呼吁投赞成票，同时强调必须准备斗争要求贯彻落实其承诺的改革。虽然宪法带有积极一面，对于要从根本上改变玻利维亚工人和穷人的生活来说还是不够的。没有一个法律或一套法律能够做到这一点。要从根本上打破资本主义，争取基于在工人的控制和管理下民主地实现经济国有化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必须的。
巴西的群众抗议活动
巴西鲁拉为首的第二届政府完全不同于其第一届政府，这一点是清楚的。 2007年被看作是全国动员反对鲁拉政府的具有标志性的一年，共有150万人参加了抗议紧缩措施的活动。然而鲁拉政府得到了来自统治阶级的明白无误的支持，并且自军事独裁统治结束以来在国会把持着绝对多数的席位，然而它无法克服统治阶级不同派系之间的分裂和内讧。在未来的总统选举中，鲁拉将无法连任，而且PT （工人党）似乎也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继任者。其他传统政党面临着同样的领导问题，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将在未来数年内产生重要影响。不过，最近的总统竞选中也显示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内部的斗争是必然的。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候选人Heloisa Helena得到700万票的竞选成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内有一个软化该党的纲领并屈服于“选票至上主义”的压力。
CWI巴西支部社会主义革命（Socialismo Revolucionario）在团结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内的左派以组织政治斗争并把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及用选举平台来推动工人事业，参与和发起工人斗争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CUT（巴西工会联合会）所扮演的角色是支持卢拉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攻击和削弱工人阶级反对这些政策的斗争的能力，这导致了重要的事态发展。最重要的一步，也许是一项运动的开始，该运动将导致预期在4月召开的作为最激进部分的巴西工会联盟（CONLUTAS）大会的成立。
讨论中产生的一个议题是以后工会事务的当务之急，即需要组织那些非正规部门的人们并且使他们和工会和工人阶级连接起来。这是整个拉丁美洲工人阶级面临的关键的任务和一个重要的问题。巴西和其他一些国家正采取重要的步骤重建工人运动。
来自智利的帕特里西奥同志着重说明了最近的紧接着一场学生运动-\'企鹅的起义\'的智利的罢工。在他们的斗争中，铜矿工人聚集了规模较小的工会，并赢得了一个统一的合同。这一切都是反对由皮诺切特制定的并保留至今的劳工法例。
智利新一波的斗争
Celso Calfullan同志提到了该大陆的工会官僚机构日益增加的压力和企图以克服他们树立的这些障碍以建立替代的工会中心的问题。在智利，2006年学生的斗争伴随着为铜矿工业的分包商工作的工人发起的重要的罢工并赢得反对从当时的皮诺切特独裁统治开始迄今仍然生效的反工会法的斗争开辟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新阶段。这场斗争与林业工人的罢工和马普切土著人的斗争一样受到了政府和国家的猛烈的镇压。警察枪击一名年轻的林业工人和一名年轻的马普切活动家。巴切莱特政府的上台引起了人们对改变的期望，但自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结束以来它是目前最不受欢迎的政府。由不同的一丘之貉的政府推行的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巨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和多数人贫困。世界10大最富有的人的名单上，智利有5名，而推算预测，2008年工人的70 ％的工资收入将用于明年支付个人和住房债务。这样看来政府组织了一个"部长级危机委员会"并且正在努力加强其在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力以阻止或控制未来的斗争就不奇怪了 。
国际支持市场的评论家把墨西哥费利佩卡尔德龙欺骗性的选举以及秘鲁阿兰加西亚的选举看作是一个"转折点"的预兆。这些选举被视为在整个拉丁美洲阶级斗争上升以及拒绝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府当选的证明，他们是有苦说不出。
几个CWI同志提议讨论了墨西哥和秘鲁，指出阿兰加西亚政府经历了很短的选后的蜜月期，紧接着就是公共部门教师和工人的总罢工。墨西哥的情况，由安德烈斯曼努埃洛佩斯领导的反对选举舞弊的群众运动，以及在瓦哈卡的地区性起义，该政权仍然非常不稳定。该国对美国经济的极端依赖以至于它要遭受由北美地区经济衰退带来的猛烈的打击。来自巴西的同志们强调这一点，并需要CWI介入这个重要的拉美国家。
在中美洲国家，如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我们看见了新的斗争的开始-尽管比起安第斯国家来说节奏较慢-这标志着在拉丁美洲的第二次激进化的浪潮。
古巴的前途
同志们也评论了古巴的前途。学生们有越来越多的对缺乏民主权利的质疑。在互联网上发行的一个电视节目里，古巴学生与古巴议会主席的辩论中提了问题，例如，"为什么我们不容许使用Google的电子邮件帐户？为什么政府工程的负责人未能完成自己的职责而不被解职？为什么我们不能获准到国外旅行？"
这些提问再次确认了我们对古巴政权的分析。这是个能够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给人民拉丁美洲或美国的群众得不到的教育和卫生保健的政权，然而这也是一个限制基本的民主权利的政权。卡斯特罗患重病在古巴打开了一个新的形势，部分官僚，特别是在军队里，期望让\'自由市场力量\' 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胜利和随后软化或取消美国对古巴的禁运可能会强化这种倾向，并导致在古巴重新引入资本主义。不过，古巴未来的发展将发生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其余的拉丁美洲国家强烈的运动的背景下。不过，如果在古巴不引入工人民主和取消古巴国家和军队官员享有的特权的话，计划经济和革命的成果将无法保存
来自里约热内卢的卢西亚诺同志对CWI拉丁美洲的训练营满怀热情和信心并强调指出拉丁美洲处在全球工人斗争的前线，当前，它大大高于任何其他地区，营造群众性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已经进入议事日程。现在是时候要抓住一切机会-例如：在经济衰退时，即将举行的反对支付外债的抗议活动-以介入阶级斗争，以建设CWI，以通过建立拉美及加勒比国家的社会主义联邦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我译:关于拉丁美洲斗争的热烈辩论
关于拉丁美洲斗争的热烈辩论
社会主义力量在这个大陆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Johannes Ullrich CWI德国，圣保罗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 ）正在举办一个非常成功和热情的拉美暑期训练营。共有来自CWI在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和委内瑞拉的支部和来自比利时，英国，德国，瑞典和美国的访客超过80人参加。
训练营公开热烈讨论关于世界的看法。托尼索努瓦介绍了讨论情况，Karl Debbaut为国际秘书处总结陈词。辩论稿涉及正在扩延的经济危机，美国总统大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和CWI欧洲支部的同志提供的报告。本次会议表明CWI在拉丁美洲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许多年来我们首次能够召集同志们，交流经验，为我们在拉丁美洲的集体工作制定计划。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长期积极活动的成员，由于经济条件和缺乏资金，也未曾有机会与来自其他拉美国家的CWI活动家交换意见和辩论。例如，玻利维亚的与会同志第一次热情地参加会议。本次会议标志着CWI在拉丁美洲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紧接着的是关于拉丁美洲，托洛茨基和不断革命论，拉丁美洲工人运动的历史，以及工会事务，青年和妇女的辩论，并讨论建立CWI的分支机构。在此期间，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同志们分享他们对棒球的专业知识，与会者组成的巴西足球队被国际临时选出的11个球员组成的球队击败。
对世界的看法讨论结束后，会议转向讨论由Andre Ferrari提议的关于拉丁美洲的总的看法，在接下来的两天内补充讨论了关于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和委内瑞拉的更具体的情况。在接下来数天内，我们将公布关于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巴西和智利的更详细的报告。
在开场白中，Andre Ferrari评论说， "拉丁美洲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与试图建立独立于帝国主义势力并发展国内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的失败相伴的反帝斗争的历史。"
在拉丁美洲同时发展出三种不同的进程。第一个进程的典型代表是在反帝中采用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的"安第斯火山"国家，如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第二类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是在过去几年中能够利用经济增长建立某种稳定的中间偏左的政府的国家。最后是一批和帝国主义结盟的公开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如哥伦比亚，墨西哥或秘鲁）。
玻利瓦尔政府的挫折
去年12月，由于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的玻利瓦尔政府在修宪公投中的失败，它因此遭受的挫折被证明是一个转折点。虽然美国赞助的反对党仅仅获得了30万张票，但由于以前投票支持他的人大规模地弃权，查韦斯在全民公决中失利。查韦斯和他的政府政治上的回应是呼吁建立一个与反帝的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国家联盟。政府表决特赦了一些人，这些人2002年参与了反对它的政府的政变，国有石油企业PDVSA解职了作为工会领袖的UNT工会联合会的左翼领导人Orlando Chirino。这标志着向右转，这危及了查韦斯政府九年的有利于穷人和工人的改革。在讨论中，结束腐败的斗争问题和许多工会领导人所表现出的缺乏民主是一个重要内容。有来自工人阶级的要采取捍卫他们的权利的行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导致工人与查韦斯政府和官僚主义冲突。查韦斯政府没收关键行业的失败意味着统治阶级保持了对经济的遏制力。委内瑞拉的同志报告说许多基本产品，如牛奶，豆类和糖，几个星期后就告罄难以得到了，出现了早成为记忆中的斯大林主义国家80年代末那样的在超市外排长龙的情况。由于战胜资本主义和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失败，委内瑞拉反革命的威胁依然存在着。
在去年的11月和12月，莫拉莱斯政府和右翼之间在玻利维亚制宪会议上的斗争达到了顶点。来自玻利维亚CWI支部的Micaela Sarmiento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政治局势和CWI工作的报告。她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右翼所采用的对待玻利维亚土著的种族主义的图景。月亮媒体公司的主管（该公司在玻利维亚的东部地区占据着国家大部分的自然资源）出现在电视上，并用种族主义辱骂土著人。中上阶层圣克鲁斯的青年正在形成武装团伙并已进行针对土著人的攻击包括谋杀。反土著的种族隔离的一种形式存在于东玻利维亚，那里存在着"只有白人"的酒吧，餐馆和旅馆。批准新宪法草案的全民公决将在今年下半年举行。这将提供一个新的政府和右翼的对峙局面。全民公决投票中，我们将呼吁投赞成票，同时强调必须准备斗争要求贯彻落实其承诺的改革。虽然宪法带有积极一面，对于要从根本上改变玻利维亚工人和穷人的生活来说还是不够的。没有一个法律或一套法律能够做到这一点。要从根本上打破资本主义，争取基于在工人的控制和管理下民主地实现经济国有化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必须的。
巴西的群众抗议活动
巴西鲁拉为首的第二届政府完全不同于其第一届政府，这一点是清楚的。 2007年被看作是全国动员反对鲁拉政府的具有标志性的一年，共有150万人参加了抗议紧缩措施的活动。然而鲁拉政府得到了来自统治阶级的明白无误的支持，并且自军事独裁统治结束以来在国会把持着绝对多数的席位，然而它无法克服统治阶级不同派系之间的分裂和内讧。在未来的总统选举中，鲁拉将无法连任，而且PT （工人党）似乎也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继任者。其他传统政党面临着同样的领导问题，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将在未来数年内产生重要影响。不过，最近的总统竞选中也显示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内部的斗争是必然的。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候选人Heloisa Helena得到700万票的竞选成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内有一个软化该党的纲领并屈服于“选票至上主义”的压力。
CWI巴西支部社会主义革命（Socialismo Revolucionario）在团结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内的左派以组织政治斗争并把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及用选举平台来推动工人事业，参与和发起工人斗争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CUT（巴西工会联合会）所扮演的角色是支持卢拉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攻击和削弱工人阶级反对这些政策的斗争的能力，这导致了重要的事态发展。最重要的一步，也许是一项运动的开始，该运动将导致预期在4月召开的作为最激进部分的巴西工会联盟（CONLUTAS）大会的成立。
讨论中产生的一个议题是以后工会事务的当务之急，即需要组织那些非正规部门的人们并且使他们和工会和工人阶级连接起来。这是整个拉丁美洲工人阶级面临的关键的任务和一个重要的问题。巴西和其他一些国家正采取重要的步骤重建工人运动。
来自智利的帕特里西奥同志着重说明了最近的紧接着一场学生运动-\'企鹅的起义\'的智利的罢工。在他们的斗争中，铜矿工人聚集了规模较小的工会，并赢得了一个统一的合同。这一切都是反对由皮诺切特制定的并保留至今的劳工法例。
智利新一波的斗争
Celso Calfullan同志提到了该大陆的工会官僚机构日益增加的压力和企图以克服他们树立的这些障碍以建立替代的工会中心的问题。在智利，2006年学生的斗争伴随着为铜矿工业的分包商工作的工人发起的重要的罢工并赢得反对从当时的皮诺切特独裁统治开始迄今仍然生效的反工会法的斗争开辟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新阶段。这场斗争与林业工人的罢工和马普切土著人的斗争一样受到了政府和国家的猛烈的镇压。警察枪击一名年轻的林业工人和一名年轻的马普切活动家。巴切莱特政府的上台引起了人们对改变的期望，但自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结束以来它是目前最不受欢迎的政府。由不同的一丘之貉的政府推行的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巨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和多数人贫困。世界10大最富有的人的名单上，智利有5名，而推算预测，2008年工人的70 ％的工资收入将用于明年支付个人和住房债务。这样看来政府组织了一个"部长级危机委员会"并且正在努力加强其在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力以阻止或控制未来的斗争就不奇怪了 。
国际支持市场的评论家把墨西哥费利佩卡尔德龙欺骗性的选举以及秘鲁阿兰加西亚的选举看作是一个"转折点"的预兆。这些选举被视为在整个拉丁美洲阶级斗争上升以及拒绝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府当选的证明，他们是有苦说不出。
几个CWI同志提议讨论了墨西哥和秘鲁，指出阿兰加西亚政府经历了很短的选后的蜜月期，紧接着就是公共部门教师和工人的总罢工。墨西哥的情况，由安德烈斯曼努埃洛佩斯领导的反对选举舞弊的群众运动，以及在瓦哈卡的地区性起义，该政权仍然非常不稳定。该国对美国经济的极端依赖以至于它要遭受由北美地区经济衰退带来的猛烈的打击。来自巴西的同志们强调这一点，并需要CWI介入这个重要的拉美国家。
在中美洲国家，如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我们看见了新的斗争的开始-尽管比起安第斯国家来说节奏较慢-这标志着在拉丁美洲的第二次激进化的浪潮。
古巴的前途
同志们也评论了古巴的前途。学生们有越来越多的对缺乏民主权利的质疑。在互联网上发行的一个电视节目里，古巴学生与古巴议会主席的辩论中提了问题，例如，"为什么我们不容许使用Google的电子邮件帐户？为什么政府工程的负责人未能完成自己的职责而不被解职？为什么我们不能获准到国外旅行？"
这些提问再次确认了我们对古巴政权的分析。这是个能够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给人民拉丁美洲或美国的群众得不到的教育和卫生保健的政权，然而这也是一个限制基本的民主权利的政权。卡斯特罗患重病在古巴打开了一个新的形势，部分官僚，特别是在军队里，期望让\'自由市场力量\' 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胜利和随后软化或取消美国对古巴的禁运可能会强化这种倾向，并导致在古巴重新引入资本主义。不过，古巴未来的发展将发生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其余的拉丁美洲国家强烈的运动的背景下。不过，如果在古巴不引入工人民主和取消古巴国家和军队官员享有的特权的话，计划经济和革命的成果将无法保存
来自里约热内卢的卢西亚诺同志对CWI拉丁美洲的训练营满怀热情和信心并强调指出拉丁美洲处在全球工人斗争的前线，当前，它大大高于任何其他地区，营造群众性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已经进入议事日程。现在是时候要抓住一切机会-例如：在经济衰退时，即将举行的反对支付外债的抗议活动-以介入阶级斗争，以建设CWI，以通过建立拉美及加勒比国家的社会主义联邦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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