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译自CWI的经济危机下的拉美（初稿）

经济危机下的拉美


-1 1月C WI IEC会议上，一个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者的发言稿。

10年前的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和在委内瑞拉查韦斯第一次被选举为总统开始了一个新的拉丁美洲的阶级斗争周期。
事实上，作为经济危机的后果之一，在不远的将来世界其他地方的'拉美化'进程并不意味着拉美次大陆将外在于主要政治舞台。


必胜信念
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当局对危机作出的反应的方式更为可笑。
巴西经济部长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在一个国会会议上试图安慰大家现在巴西是如何明显优于其他危机体。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他的部门送达国会一个文件化的措施，既要求国会给予政府在紧急情况下把银行国有化的特殊权力。
事实上，一些拉美国家政府在最后时刻开展强大的“必胜信念”的思想运动是可以理解的。
2003年至2007年，拉丁美洲经历了平均每年5.5 ％的高速的增长率。这主要受益于高的商品价格和特殊的融资条件。2007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为8.7 ％ ， 委内瑞拉是8.4 ％ ，而哥伦比亚是7 ％ 。


经济增长对于该地区保持政治稳定是很重要的。
在巴西，人们大力地在大西洋里找到了一个新的大油田，该石油盆地的发现使得巴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然而，勘探新的石油盆地计划——在危机发生前，这已经是非常耗钱的和困难的——现在变得更加不确定。
经济增长的所有主要因素在恢复中——大宗商品价格，来自外部的汇款，内部消费信贷等
除了与美国联系紧密的墨西哥，大宗商品占拉丁美洲国家出口的74 ％。
一些统计数据指出，到10月，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上下降了40 ％ ， 是52年来的最大的下落，这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地区。
石油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厄瓜多尔;大豆对阿根廷和巴西;铜对智利和秘鲁以及锌对玻利维亚这些经济体而言是基础性的。
石油占委内瑞拉出口的94 ％ 和超过一半的政府收入。委内瑞拉需要进口约80 ％的粮食。


锌是玻利维亚的第二大主要的出口品而几周里其价格下跌了50 ％ 。
大豆价格的下跌使得阿根廷税收收入不到25亿美元。
由于与美国市场的紧密联系，这种情况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可以说是灾难性的。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现在越来越少地依赖于美国市场，但欧洲经济衰退和中国经济的放缓将影响到它。
2009年该地区的GDP增长已减少到2.5 ％左右。但是，即使这个数字并不表明该地区危机的戏剧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根据标准普尔机构，今年4月，巴西是处于值得投资的等级上，但在10月，巴西股市是一个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股市。在10月底，2008年累计亏损约为2000亿美元。大约43 ％的股票与大宗商品市场有联系——如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ás）（半国有的石油公司）和谷（Vale）矿业公司。
'不动产的'贬值和挥发导致一些巴西大型私营出口企业的损失达数十亿美元。
尽管有公布的外汇储备约达2 00亿美元，巴西政府已向美国联邦储备局求助贷与300亿美元至明年4月以稳定外汇市场。


阿根廷政府决定重新国有化于1993年私有化了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原因是未能在明年年底前对约20亿美元债务进行重新谈判后出现的迫在眉睫的对公共债务的拖欠。
在哥伦比亚，在过去几年中，金融'金字塔'计划浪潮——许诺在6个月内使投资者的资金翻倍——合法地席卷全国各地。GDP增长的放缓和较低的国外汇款使得金字塔崩溃。运营商卷走数亿美元。在一些城市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参与暴动，与警察发生冲突并导致至少3人死亡。
由于缺乏清晰的革命战略和领导，1998年和2002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大多数的斗争只是选举出了声称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新政府，如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然而现在，新的危机使局势更加复杂。


委内瑞拉
2008年委内瑞拉GDP增长率将是5 ％左右，但最近的'经济学家'杂志说明年委内瑞拉GDP增长率只有2.4 ％ 。
紧接着去年12月宪法改革的公民投票中查韦斯的失败，11月的选举结果打开了右翼势力新的挫折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查韦斯主义”的反攻 。
PSUV和查韦斯的联盟赢得22个州中的17个。反对派赢得5个州，4年前的2个和3个新的关键州。此外，反对派还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马拉开波赢得了市长席位。
主要石油生产州——苏利亚（Zulia）——和主要工业化州——卡拉沃沃（Carabobo）是落在反对派手中。但是，右翼势力还没有一个针对查韦斯的明确的替代方案。
对查韦斯而言，一个重要的不详之兆是失去Petare ，近三分之一加拉加斯居民生活在这个工人阶级的地区，它是“查韦斯主义”的一个堡垒 ，2002年它在抵抗政变中具有象征性作用。
查韦斯仍有一些实力的保存，但危机使得局势将急剧地趋于危急境地. 所谓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局限性是表现为查韦斯领导层对待PSUV 和工人运动的官僚主义方式以及查韦斯运动中腐败的野心家的横行。
今年国有化冶金钢铁行业是来自在这一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委内瑞拉工人阶级压力的一个直接结果。
目前在委内瑞拉，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替代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问题。


古巴
如果古巴失去委内瑞拉的支持，这将是灾难性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辞职后，官僚机构和军队讨论了中国或东欧的方式以恢复资本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奥巴马对待古巴将采取什么政策，更有可能的是一个缓和的进程。美国和新的支持修复关系的古巴的官僚机构可以利用巴西政府的帮助，如卢拉政府的前内政部长何塞迪尔塞乌（José Dirceu ）——因腐败丑闻离开政府而成为古巴的投资顾问后，他和古巴具有良好的内部关系。
另一方面，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不是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的时机，这面临着来自群众的反对。


玻利维亚
工人和群众运动和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领导两者都在玻利维亚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今年8月莫拉莱斯在一个召回公民投票中获得了巨大胜利，83 ％的投票率，令人难以置信的参与和赢得67 ％的选票。
即使是在'梅迪亚卢纳（media luna ）'地区——这里右翼控制着州政府——表决结果也很出色：在潘多（Pando ）赢得5 2 .5％; 在塔里哈（Tarija）赢得近5 0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圣克鲁斯（Santa Cruz）赢得4 0 .75％。
群众的反应促使政府最终决定性地战胜右翼。像在1973年的智利那样，在拉巴斯（La Paz）纪念公民投票胜利的大游行中，群众直接向莫拉莱斯高喊'Mano dura, mano dura' ——强硬，更强硬些！
集中在'梅迪亚卢纳'的右翼反对派试图采取攻势以防止政府对去年12月由制宪大会表决的新宪法实施一个新的公民投票。
作为一个武装法西斯集团Juvenil Cruceñista联盟（ UJC ）袭击了公共建筑和在'梅迪亚卢纳'的不同的城市的地方行政区。武装攻击了潘多的' Departamento ' （州）的'El Porvenir'地区的农民游行，造成至少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再加上一些失踪。
反革命的鞭子刺激了革命。通向圣克鲁斯的道路已经被来自该国不同地区数万工人、土著居民和农民封锁。


在科恰班巴（Cochabamba）的CWI(国际工人委员会）同志介入了反法西斯协调活动和其他会议，在这些活动和会议中，活动分子和一些领导人讨论了占领圣克鲁斯，土地和工厂，然后击败该地区的右翼。
然而，政府实行了戒严法（国家紧急状态）以防止群众运动失控，而他们把潘多的省长投入监狱并驱逐了显然和攻击有联系的美国大使。
在一个智利UNASUR （南美洲国家联盟）特别会议中，莫拉莱斯与议会右翼关于要求在明年1月25日举行全民公决的法律项目重开谈判。由于他需要从反对派得到一些票以便获得所需的三分之二来使得政府改变土地的内容，保证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与跨国公司所签定的合同的实施，并对'梅迪亚卢纳'区域自治采取一些让步。
莫拉莱斯仍然有很大的支持，但在最先进的工人和穷人阶层中有着很多不满。这可能是一个更加重要和独立的工人运动领域的基础。


其他左翼堡垒
与左派解放理论有关的前主教费尔南多卢戈（Fernando Lugo）在右翼科罗拉多党（Colorado party）统治六十年后的今年当选为巴拉圭总统，政府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和重新谈判管辖与巴西共享的Itaipú水电站条约。
在萨尔瓦多，FMLN（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前游击运动）赢得于明年3月举行的下届总统选举有很大的可能性。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FSLN ）赢得了尼加拉瓜市政选举。
洪都拉斯的保守的曼努埃尔塞拉亚政府正转向'左' ，加入玻利瓦尔计划——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加上委内瑞拉，古巴，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
智利群众运动将苏醒，开始于学生运动——企鹅起义——而且影响了矿工以及现在的一个强有力的公共部门的斗争。
乌拉圭国会批准堕胎的合法化，但遭到了'改良主义的'塔巴雷巴斯克斯（Tabaré Vasquez）的否决
在厄瓜多尔，示威得到了科雷亚（Correa）政府的支持以反对右翼势力的反动。今年9月公民表决中政府以获得64 ％的投票支持而批准了新宪法。它指出该国的发展方向是“社会和经济的团结”和声称走出以前的1998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宪法而获得了社会进步。政府暂停支付约30亿美元的外债。科雷亚和与巴西的私营建筑公司巨头托奥德布雷赫特（Odebrecht.）建筑公司有联系的巴西政府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厄瓜多尔将受到较低的油价的影响，但比其他国家，科雷亚拥有一个更好的政治形势。


新自由主义的堡垒
面临危机,一些右翼新自由主义的堡垒是最脆弱的。
在秘鲁，即使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9 ％ ，总统艾伦加西亚(Alan Garcia )——拉丁美洲'乔治布什' ——在民调中只得到少于20 ％的支持。一场大的政治危机和强有力的公共部门工人罢工发生后，加西亚已经表明要让前左翼武装斗争的领导担任新总理，试图打开与更为倾向于左翼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阶层对话的大门。
基于经济增长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FARCs）的游击运动的退却，哥伦比亚政府得到了很大的支持。然而由于金字塔结构的崩溃和危机总的影响，政府仍然处于非常脆弱的情况下，它面对着土著人的强大的动员，还有一些工人的斗争。
这种极端的镇压——一个以打击贩运毒品为借口而对社会运动实施的犯罪和对穷人实施的犯罪的过程——是一个不只限于哥伦比亚的过程。
由于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的高涨，瓦哈卡（Oaxaca）大规模起义和洛佩斯奥夫（Lopes Obrador.）地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墨西哥也是处于'内战'中。在经济危机首次展现出来之前有大型示威以抗议石油私有化的计划，另外还有教师，矿工和公共部门的工人的斗争。


巴西
巴西的政治局势并不太平并且不可预测。尽管2010年将举行选举，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卢拉的继任者的问题。
这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军事政权结束以来第一次没有卢拉参选的选举。得到80 ％支持的卢拉可以很容易胜出在今年市政选举中被证明是不对的。
政府试图让部长Dilma Roussef来替代，Dilma Roussef给人以左翼的形象的同时也带有“大巴西”的必胜主义信念。她负责政府PAC 计划——加速增长的计划——也负责新的石油勘探。国际危机将直接影响确立Dilma为强劲的候选人，因为她负责的PAC 计划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作为前左翼激进份子，她曾经被囚禁过而且遭受过军方的折磨，她可以使用此背景以得到左派的信任来面对主要的右翼势力和最受欢迎的候选人何塞拉（José Serra），何塞拉是圣保罗省长也是20世纪60年代的前左翼学生领袖。
对于卢拉来说，有一个难题——政府必须让工人来承担危机，但同时他们真的担心选举进程。


重组左翼力量
在拉丁美洲，左翼力量的发展在政治层面上，并在工会和社会运动方面都是关键的问题。
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大会的主要焦点在运动的独立派系上。然而期望有5000人参加的大会只聚集2800名代表。
有305个工会组织（工会和反对派团体），他们占代表的77 ％， 70个社会和民众运动团体（城市和农村的），他们占大会代表的6 ％以及108个学生组织，他们占大会代表的16 ％。
在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在大会上主张PSTU的反民主的方法之前，一些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派系（MTL和MES）从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分裂出来，但他们的态度加剧了更加富有斗争精神的工会运动的分裂。


CWI(国际工人委员会）的'社会主义抵抗组织在大会中是第三大有组织的力量——紧跟着最大的PSTU，相当于U IT巴西团体（CST）。
后来，我们的组织和CST一同没有参与大会创立的新的国家执行书记处以抗议PSTU的方法。
其他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会INTERSINDICAL(工人工会联合运动) 主动开了它几乎破裂为两个部分的全国会议。INTERSINDICAL(工人工会联合运动)中的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派系和脱离了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的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派系很有可能朝着组建由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控制的新的工会组织。
CWI(国际工人委员会）反对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内部的这种演变，并继续介入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但是明确主张所有的工会和社会运动团结起来以联合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民主地独立于中央政府。
上周末在圣保罗由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 、INTERSINDICAL(工人工会联合运动)和MST （失地运动）召集的第一次三方研讨会以讨论资本主义的新形势和左翼的任务。这主要是更为左倾的派系MST的一项倡议，MST处于强大压力下要求更明确地反对卢拉政府。
本次研讨会在共同行动计划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决定，这可以为新的联合的工会和重要的社会运动提供基础。


卢拉政府软硬兼施，一方面对最富有斗争精神的工会活动家和工会中的非法行为的内容进行了强有力的镇压，另一方面是收编行动，把公款拨给工会中央。 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是唯一的一个决定不接受这笔钱的组织。
由CONLUTAS （巴西工会联盟）组织的全体建筑分包工人罢工面临着毫无疑问由CUT工会官僚和老板参与的武装攻击。在这个问题上，来自不同的CWI(国际工人委员会）支部的同志们发出了声援讯息。也有对MST和其他失地运动的强烈攻击。
自军事政权以来，政府可以认定一个最传统的左派工会——安第斯山脉，大学讲师工会——为非法并代之以另一亲政府的工会。

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


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首次参加了市政选举，并获得20多个议员席位，虽然在困难的情势下，在一些重要的首府和城市里这也算是良好的投票结果。
但是，该党也首次组织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正式的选举联盟。在30多个城市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与许多资产阶级政党建立选举联盟，包括在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也和在马卡帕（Macapá）和其他地方的所谓的巴西社会主义党的绿党建立选举联盟。
在作为亚马孙地区一个小州的首府的马卡帕，那里真正的具有使该党获得副市长职位的可能性，这意味着该党参加资产阶级市政府，但由于地方当局的选举欺诈和其他权宜之计，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在阿雷格里港该党——由M ES领导，佩德罗富恩特斯（Pedro Fuentes）的倾向——从大型巴西钢铁私营公司Gerdau.那里接受了约5 万美元的捐款-。

同志们向党员写了一封公开信并在一些国家的宣传媒体上刊行。全国执行机关中所有其他倾向的人都口头上反对之，但拒绝投票或干预阿雷格里港的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
该党的多数派集团把2010年的竞选放在绝对优先地位，届时Heloísa Helena将作为总统候选人。她曾经是阿拉戈斯州首府马塞约的候选人而且也是整个国家最好的选举出来的议员。
然而，多数派集团重点是为了2010年选举而扩大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即使Heloísa Helen威胁自己将因此不参加总统候选人也不能阻止该党发展更广泛的联盟。
多数派集团中两个主要倾向有种不稳定性。直到明年6月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一进程可能变得更为危急。
面对这一向右的新变化，在我们的组织中有一些关于和有些试图离开该党的派系一起在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工作或不强调这种工作的讨论。
然而，在下一阶段，随着危机的影响，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仍然可能是该国唯一的一般性的左翼政治选择。因此，我们需要呆在其内部或其周围高调地作为一个左翼反对派存在。
这并不意味着幻想该党的变化或对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但作为一条道路去建立一个左翼力量和我们自己的组织。与此同时，有巴西资产阶级和该地区的政府的作为一个巴西子帝国主义的更多的作用。


我们的介入
最近，CWI(国际工人委员会）在拉丁美洲获得重要的进展。
我们正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一些国家建立组织。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建立组织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我们现在可以具体地介入该地区一些最重要的政治进程。
智利的同志现在标明我们可以利用全新的形势。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智利支部正在采取措施重新刊行我们的智利报纸并将在未来获得更多的进展。
在巴西，我们正在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组织，不仅集中在圣保罗市，而且现在还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州发展着。与CLS团体以及社会主义抵抗组织的融合有着积极的前景。
尽管存在着各种困难，上次世界大会关于拉丁美洲的决议已经最终形成。今年开设了一个西班牙语的网站和成功举办了拉丁美洲学校，第二个会在明年2月开办。也有成立一个拉丁美洲局的建议以更好地协调在该地区的工作。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关注秘鲁和墨西哥的局势。新的世界形势要求CWI(国际工人委员会）尽快建立自己富有奉献精神以及承担义务的的组织。

我今年2月份译自CWI:关于拉丁美洲斗争的热烈辩论

（我现在正在译处在经济危机中的拉丁美洲）

我译:关于拉丁美洲斗争的热烈辩论

关于拉丁美洲斗争的热烈辩论
社会主义力量在这个大陆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Johannes Ullrich CWI德国，圣保罗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 ）正在举办一个非常成功和热情的拉美暑期训练营。共有来自CWI在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和委内瑞拉的支部和来自比利时，英国，德国，瑞典和美国的访客超过80人参加。

训练营公开热烈讨论关于世界的看法。托尼索努瓦介绍了讨论情况，Karl Debbaut为国际秘书处总结陈词。辩论稿涉及正在扩延的经济危机，美国总统大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和CWI欧洲支部的同志提供的报告。本次会议表明CWI在拉丁美洲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许多年来我们首次能够召集同志们，交流经验，为我们在拉丁美洲的集体工作制定计划。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长期积极活动的成员，由于经济条件和缺乏资金，也未曾有机会与来自其他拉美国家的CWI活动家交换意见和辩论。例如，玻利维亚的与会同志第一次热情地参加会议。本次会议标志着CWI在拉丁美洲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紧接着的是关于拉丁美洲，托洛茨基和不断革命论，拉丁美洲工人运动的历史，以及工会事务，青年和妇女的辩论，并讨论建立CWI的分支机构。在此期间，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同志们分享他们对棒球的专业知识，与会者组成的巴西足球队被国际临时选出的11个球员组成的球队击败。




对世界的看法讨论结束后，会议转向讨论由Andre Ferrari提议的关于拉丁美洲的总的看法，在接下来的两天内补充讨论了关于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和委内瑞拉的更具体的情况。在接下来数天内，我们将公布关于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巴西和智利的更详细的报告。




在开场白中，Andre Ferrari评论说， "拉丁美洲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与试图建立独立于帝国主义势力并发展国内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的失败相伴的反帝斗争的历史。"




在拉丁美洲同时发展出三种不同的进程。第一个进程的典型代表是在反帝中采用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的"安第斯火山"国家，如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第二类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是在过去几年中能够利用经济增长建立某种稳定的中间偏左的政府的国家。最后是一批和帝国主义结盟的公开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如哥伦比亚，墨西哥或秘鲁）。

玻利瓦尔政府的挫折




去年12月，由于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的玻利瓦尔政府在修宪公投中的失败，它因此遭受的挫折被证明是一个转折点。虽然美国赞助的反对党仅仅获得了30万张票，但由于以前投票支持他的人大规模地弃权，查韦斯在全民公决中失利。查韦斯和他的政府政治上的回应是呼吁建立一个与反帝的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国家联盟。政府表决特赦了一些人，这些人2002年参与了反对它的政府的政变，国有石油企业PDVSA解职了作为工会领袖的UNT工会联合会的左翼领导人Orlando Chirino。这标志着向右转，这危及了查韦斯政府九年的有利于穷人和工人的改革。在讨论中，结束腐败的斗争问题和许多工会领导人所表现出的缺乏民主是一个重要内容。有来自工人阶级的要采取捍卫他们的权利的行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导致工人与查韦斯政府和官僚主义冲突。查韦斯政府没收关键行业的失败意味着统治阶级保持了对经济的遏制力。委内瑞拉的同志报告说许多基本产品，如牛奶，豆类和糖，几个星期后就告罄难以得到了，出现了早成为记忆中的斯大林主义国家80年代末那样的在超市外排长龙的情况。由于战胜资本主义和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失败，委内瑞拉反革命的威胁依然存在着。

在去年的11月和12月，莫拉莱斯政府和右翼之间在玻利维亚制宪会议上的斗争达到了顶点。来自玻利维亚CWI支部的Micaela Sarmiento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政治局势和CWI工作的报告。她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右翼所采用的对待玻利维亚土著的种族主义的图景。月亮媒体公司的主管（该公司在玻利维亚的东部地区占据着国家大部分的自然资源）出现在电视上，并用种族主义辱骂土著人。中上阶层圣克鲁斯的青年正在形成武装团伙并已进行针对土著人的攻击包括谋杀。反土著的种族隔离的一种形式存在于东玻利维亚，那里存在着"只有白人"的酒吧，餐馆和旅馆。批准新宪法草案的全民公决将在今年下半年举行。这将提供一个新的政府和右翼的对峙局面。全民公决投票中，我们将呼吁投赞成票，同时强调必须准备斗争要求贯彻落实其承诺的改革。虽然宪法带有积极一面，对于要从根本上改变玻利维亚工人和穷人的生活来说还是不够的。没有一个法律或一套法律能够做到这一点。要从根本上打破资本主义，争取基于在工人的控制和管理下民主地实现经济国有化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必须的。




巴西的群众抗议活动




巴西鲁拉为首的第二届政府完全不同于其第一届政府，这一点是清楚的。 2007年被看作是全国动员反对鲁拉政府的具有标志性的一年，共有150万人参加了抗议紧缩措施的活动。然而鲁拉政府得到了来自统治阶级的明白无误的支持，并且自军事独裁统治结束以来在国会把持着绝对多数的席位，然而它无法克服统治阶级不同派系之间的分裂和内讧。在未来的总统选举中，鲁拉将无法连任，而且PT （工人党）似乎也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继任者。其他传统政党面临着同样的领导问题，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将在未来数年内产生重要影响。不过，最近的总统竞选中也显示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内部的斗争是必然的。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候选人Heloisa Helena得到700万票的竞选成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内有一个软化该党的纲领并屈服于“选票至上主义”的压力。




CWI巴西支部社会主义革命（Socialismo Revolucionario）在团结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内的左派以组织政治斗争并把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及用选举平台来推动工人事业，参与和发起工人斗争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CUT（巴西工会联合会）所扮演的角色是支持卢拉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攻击和削弱工人阶级反对这些政策的斗争的能力，这导致了重要的事态发展。最重要的一步，也许是一项运动的开始，该运动将导致预期在4月召开的作为最激进部分的巴西工会联盟（CONLUTAS）大会的成立。





讨论中产生的一个议题是以后工会事务的当务之急，即需要组织那些非正规部门的人们并且使他们和工会和工人阶级连接起来。这是整个拉丁美洲工人阶级面临的关键的任务和一个重要的问题。巴西和其他一些国家正采取重要的步骤重建工人运动。

来自智利的帕特里西奥同志着重说明了最近的紧接着一场学生运动-\'企鹅的起义\'的智利的罢工。在他们的斗争中，铜矿工人聚集了规模较小的工会，并赢得了一个统一的合同。这一切都是反对由皮诺切特制定的并保留至今的劳工法例。






智利新一波的斗争




Celso Calfullan同志提到了该大陆的工会官僚机构日益增加的压力和企图以克服他们树立的这些障碍以建立替代的工会中心的问题。在智利，2006年学生的斗争伴随着为铜矿工业的分包商工作的工人发起的重要的罢工并赢得反对从当时的皮诺切特独裁统治开始迄今仍然生效的反工会法的斗争开辟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新阶段。这场斗争与林业工人的罢工和马普切土著人的斗争一样受到了政府和国家的猛烈的镇压。警察枪击一名年轻的林业工人和一名年轻的马普切活动家。巴切莱特政府的上台引起了人们对改变的期望，但自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结束以来它是目前最不受欢迎的政府。由不同的一丘之貉的政府推行的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巨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和多数人贫困。世界10大最富有的人的名单上，智利有5名，而推算预测，2008年工人的70 ％的工资收入将用于明年支付个人和住房债务。这样看来政府组织了一个"部长级危机委员会"并且正在努力加强其在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力以阻止或控制未来的斗争就不奇怪了 。




国际支持市场的评论家把墨西哥费利佩卡尔德龙欺骗性的选举以及秘鲁阿兰加西亚的选举看作是一个"转折点"的预兆。这些选举被视为在整个拉丁美洲阶级斗争上升以及拒绝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府当选的证明，他们是有苦说不出。




几个CWI同志提议讨论了墨西哥和秘鲁，指出阿兰加西亚政府经历了很短的选后的蜜月期，紧接着就是公共部门教师和工人的总罢工。墨西哥的情况，由安德烈斯曼努埃洛佩斯领导的反对选举舞弊的群众运动，以及在瓦哈卡的地区性起义，该政权仍然非常不稳定。该国对美国经济的极端依赖以至于它要遭受由北美地区经济衰退带来的猛烈的打击。来自巴西的同志们强调这一点，并需要CWI介入这个重要的拉美国家。




在中美洲国家，如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我们看见了新的斗争的开始-尽管比起安第斯国家来说节奏较慢-这标志着在拉丁美洲的第二次激进化的浪潮。



古巴的前途
同志们也评论了古巴的前途。学生们有越来越多的对缺乏民主权利的质疑。在互联网上发行的一个电视节目里，古巴学生与古巴议会主席的辩论中提了问题，例如，"为什么我们不容许使用Google的电子邮件帐户？为什么政府工程的负责人未能完成自己的职责而不被解职？为什么我们不能获准到国外旅行？"


这些提问再次确认了我们对古巴政权的分析。这是个能够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给人民拉丁美洲或美国的群众得不到的教育和卫生保健的政权，然而这也是一个限制基本的民主权利的政权。卡斯特罗患重病在古巴打开了一个新的形势，部分官僚，特别是在军队里，期望让\'自由市场力量\' 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胜利和随后软化或取消美国对古巴的禁运可能会强化这种倾向，并导致在古巴重新引入资本主义。不过，古巴未来的发展将发生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其余的拉丁美洲国家强烈的运动的背景下。不过，如果在古巴不引入工人民主和取消古巴国家和军队官员享有的特权的话，计划经济和革命的成果将无法保存

来自里约热内卢的卢西亚诺同志对CWI拉丁美洲的训练营满怀热情和信心并强调指出拉丁美洲处在全球工人斗争的前线，当前，它大大高于任何其他地区，营造群众性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已经进入议事日程。现在是时候要抓住一切机会-例如：在经济衰退时，即将举行的反对支付外债的抗议活动-以介入阶级斗争，以建设CWI，以通过建立拉美及加勒比国家的社会主义联邦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新书上市：《暴风骤雨将临—中国：世界的血汗工厂》

新书上市：《暴风骤雨将临—中国：世界的血汗工厂》
近日由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和陈励志合作的新书：中文版《暴风骤雨将临—中国：世界的血汗工厂》（英文版:China, Sweatshop of the world – The coming Revolt）已在香港8家书店开始全面销售。

本书试图解答那个最为痛苦难堪而又无法回避的命题：中国向何处去？

大多數关于中国的圖書的重點都放在描述中國看似不可阻擋的經濟熱潮，而本書從截然不同的視角出發剖析了中國普通民衆生活越來越與所謂的“經濟奇迹”之間的疏離。

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保持着平均每年9.6%的增长率，众多40岁以下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于这种“正常状态”；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保证了上层权位者内部的“和谐团结与科学发展”。

当中国的“地产巨头”与“金融新贵”与世界富豪堪可比肩的时候，从1990年代中期起中国最贫穷的3亿人口（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日均生活总开支不足1美元约3亿人口，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却再也没有机会摆脱他们饥寒交迫的状态。当中国正“昂首”成为仅次于美国与日本世界上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的同时，却从197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公共医疗体系“模范”变成世界医疗体系最不平等国家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中国的公共医疗消费公平指数与战乱中的非洲国家并列）

经济危机袭来，“沙洲之上的盛世”是否还能“巍然不倒“？从2007年10月迄今，中國股市市值已下跌70%，房地产市场面临崩盘。08年1-6月，数万企业倒闭，而今天珠三角更是天天传来工廠停业消息，千万农民工一夜失去工作，甚至大半年辛苦劳作却分文未得。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到底会给中国来什么？

全书中文版108页，英文版92页，共分12章节，覆盖社会、经济、政治和民族问题等多个方面，香港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亲为作序。除香港地区外，该书中英文版还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英国、瑞典、比利时等国销售，并受到当地读者好评。

香港地区零售价为80港元；中国大陆地区读者邮购半价：40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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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序言书室（www.hkreaders.com）关于本书的书评：

《暴風驟雨將臨》毫不避嫌把中國難看的負面直陳人前，包括惡劣的勞工狀況、危機重重的煤礦、史無前例的環境問題、對工人和異見的鎮壓。用的絕大部份是官方數字，但同樣十分嚇人。雖然嚇人，但「捱慣苦」的中國人，大多把這些問題看成是發展過程的必經階段。即使「無情」，卻是「崛起」和「復興」的必要代價。看著過去三十年近10%的年均增長，很多人相信問題只是暫時性的。然而作者對這種樂觀表示極大的質疑。他認為中國倚賴出口的經濟發展，在美國經濟崩潰之日亦會隨之結束。

今日全球信貸收縮，世界各國仰賴中印兩國發動內需，重新開啟全球經濟生命線，在作者看來不過是緣木求魚。關鍵是中國現在所面對的社會問題，如醫療制度不善、學校學費高昂、樓價高企，均直接導致少數有消費力的人寧願儲蓄。而廣大民眾以數百元的月薪，就更加不可能成為消費群體。如世界經濟無法在短期內改善，一定會加重中國已經存在的社會壓力，引發地區之間和派系之間的嚴重矛盾。在作者看來，中國政府已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但危機也同時是希望，因為這亦是中國工人起來爭取民主權利、成就民主社會主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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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会激进派议员“长毛”梁国雄先生为本书作《序》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自從蘇聯及其東歐附庸國解體後，斯大林主義已差不多被掃入歷史博物館，憑一黨專政去實行社會主義的教條，已經支離破碎！驟眼看來，中共似乎例外，「六四」血腥屠殺之後，劊子手鄧小平為著挽救官僚統治於既倒，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方針，乞靈於結合全球資本主義膨脹。化公為私，錢權交易變本加厲。由中國民眾創造的社會財富以及資源，都被化為黨產，再兌變為私產，「國有制」已名存實亡，淪為「四個堅持」的遮羞布。

上世紀末，國企私有化如雨後春筍，中國工農的血汗遭私有化，變作金融資本，供財團挹注於金融資本投機。大款、紅色財閥揮霍驕奢淫逸，財大氣粗，勞苦大眾卻淪為廉價勞動力，在星羅棋佈的血汗工場飽受盤剝。「農業、農村、農民」三大難題揮之不去；工人階級「失業後備軍」日益擴大，工資及勞動條件每況愈下。國家資本主義張牙舞爪，不過為一黨專政的「裙帶資本主義」謀一碗續命湯！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階」瑰麗堂煌，紅得發紫，又豈非飽含勞動階級的血汗？國際金融海嘯乍來，資本統治神話剛破，這本由有心人撰寫的小書，除為民眾鼓與呼之外，更是發人深省的血淚見證！

「科學愈是大公無私，就愈對工人階級有利」

開巻有益，斯言確哉！

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社會民主連綫)

购买本书请联系：cwi.china@gmail.com

中国的国家性质(已经初步校对和整理）

中国的国家性质
当今社会主义关于中国性质的争论通过林恩•沃尔什（LYNN WALSH）对文森特•卡洛（Vincent Kolo）的文章《中国的资本主义反革命（114号当今社会主义）》的答辩继续着。在那篇文章中，文森特认为，从所有意图和目的看，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是不是确定无疑的呢？

对各处的社会主义者而言，中国的演变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经济现在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它的经济和战略性力量的增长，中国现在在世界主要大国关系之间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中国的政治演变-政权的命运和中国工人阶级和贫困农民的大规模斗争-在国际上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对于从毛泽东斯大林主义的计划经济到具有当前特色的中国的复杂转变产生争论也并不奇怪了。
在他的文章（ www.socialismtoday.org/114/china ）中 ，文森特说，在本质上，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现在的高层已完全融入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中” 。在我们看来-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领导们的观点-文森特的描述是过于绝对的。中国国家的走向是很清晰的，由基于国有所有制上的前毛派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无论火车头有多么有力，火车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宣布“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已经复辟” 是有些太早了 。
在中国虽然有强大的和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势力，中国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混合物，混合着具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在或多或少的市场的基础上运行的国有企业）性质的剩余的国有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从数以百万计的私营企业到大型的中国和外国公司）性质的新成分。在我们看来，转型还没有完成，也不会直线地发展演变。可能会出现曲折的局势。在世界经济危机的今后一段时期里，不能排除国家将再次接管私人拥有的公司和一些濒临崩溃的曾经私有化的公司。

我们认为这场辩论是重要的，我们欢迎文森特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可能会向文森特和我们问到如下的问题：双方是否会同意在中国不可能重新出现国家计划经济和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有一个真正的区别吗？我们认为在本次辩论中涉及一些重要的问题。
首先是方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努力以科学方式全面地分析社会现象（在这里是，中国国家的改变）而不是试图把新的发展状况纳入陈旧观念中。
第二个问题，与方法有关，是在一个强有力的波拿巴国家（特别是前毛派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特定条件下在自上而下地领导社会变革中国家发挥作用的独立的角色问题。
第三，是一些展望的问题。在我们看来，立足于单一的角度认为中国将确立纯粹的资本主义路线而不会被其政权的转向而干扰将是错误的。在我们看来，中国工人的先进阶层，在政治上必须为几种不同的发展可能性做好准备。他们特别需要为如下可能性做好准备，面临着一个深刻的经济危机和对该政权生存产生威胁的大规模斗争的升级，该政权将转向更大的对经济的干预，包括接管经营失败的公司来化解潜在的革命形势。
方法
在我们看来，中国政权在加速推进资本主义发展和增加国家干预以稳定经济之间的摇摆表明它可能具有内在固有的矛盾，既中国国家的混合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分析方法是很重要的。 1936年，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第9章：苏联的社会关系）中分析了苏联的性质。这种情况显然不同于今日的中国。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角度来看，，托洛茨基对那个期间苏联的分析，把苏联看作一个过渡或中间的社会形态，相应地，这个方法也是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分析方法。
托洛茨基写道，不得不放弃完美的社会范畴，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有利于“更完整的解说” ，但这必然更加“复杂和笨重” 。托洛茨基在对苏联的分析中总结出了9点，总结了苏联国家和社会的主要特点并提到了作为苏联命运的几种可能性。
“ 教条主义者无疑对这一假设的定义不会感到满意。他们喜欢绝对的公式：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如果社会现象总是具有最终的性质，那么社会学的问题肯定会更简单。没有什么比脱离现实更危险的了，为了合乎逻辑的完整性，今天和您的计划不一致的东西可能明天完全相反。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首先要避免对没有先例和没有相似物的动态的社会形态做出武断分析的作法。科学的任务，以及政治不能对一个未完成的过程给出完成的定义，而是循着其所有的阶段，把它的进步之处和它的反动倾向分离开，揭示其相互关系并预见到各种可能的演变以及在深谋远虑中找到行动根据。 “
1930年代写的一本笔记本中，托洛茨基作出了进一步的一般性评论，该评论与对今天中国性质的任何讨论是非常有关的： “按照逻辑分类，有些对象[现象]边界清晰易于界定，其他却给我们带来困难：他们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但处在一个严格的关系中-到处都无。虽然激起系统主义者的愤慨，这种过渡形式对辨证家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他们打破分类的边界限制，揭示了活生生的过程的真实的联系和连续性 “ 。（1933年至1935年托洛茨基的笔记：关于列宁的著作，辩证法和进化论，Philip Pomper编辑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86年）
我们相信中国的变化也是没有先例的过程，我们必须追踪所有阶段。我们的分析可能会显得比简单地断言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复杂和笨重'。然而，我们认为，考虑到过渡的矛盾的特点和“预见到演变的多种可能性并在深谋远虑中找到行动的根据是必要的。”
波拿巴国家的作用

与方法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国家作用的问题，特别是由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军队以及一个强大的执政党组成的波拿巴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内-可发挥的自发的作用。在我们看来，就中国而言，文森特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前斯大林主义者波拿巴国家在指导国家过渡上所发挥的作用。

文森特写道“任何社会有机体，政权，或政党的阶级性质是由它所服务的阶级利益决定的” 。一般来说，这是正确的。但它在分析中国的情况上是不够的。中国政权已放弃捍卫具有历史进步性的生产关系的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而促进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但中国的情况是以过去1949年之后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发展为条件的。虽然当时的国家捍卫计划经济，但国家是相对独立的，不受制于由工人阶级民主监督。现在，该政权已转向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的路线。这无疑有利于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但是，如果在这一阶段说该政权完全是镇压的代理人或中国资产阶级的仆人就过于简单化了。中国这个国家是毛泽东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在促进和指导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努力维护自己的权力上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

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对这种演变有类似的分析，他们在那里表明，在特定情况下，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国家权力（波拿巴国家）可以发挥作用以帮助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促进资产阶级的发展。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例如，奥托•冯•俾斯麦-基于普鲁士君主国家、军队精英和容克地主-促进了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并使该发展成为德国帝国主义增加其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必要基础。

另一个例子是19世纪下半叶的沙俄国家。基于陈旧的封建地主所有制 ，一些沙皇领导人认识到，为了作为军事大国而存在，他们必须发展工业（特别是铁路和军备） 。恩格斯写道，克里米亚战争（ 1853至1856年）后 ，俄罗斯政府着手“培育俄罗斯资产阶级” 。 （沙俄的对外政策， 189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沙皇国家在俄罗斯社会保留着强大的力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下被推翻。和俾斯麦一样，培育资本家阶级的沙皇国家也孕育了规模不大但强有力的工人阶级。
在中国，前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国家利用其强大的权力'培育了'中国资产阶级。该政权已使国家（党，军队和国家机器）适应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但是，国家保留了相当大的权力，而在这一阶段新的资本主义势力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处在形成过程中。

新兴的资本主义的要素是非常多样的，从小型家族企业到大公司的业主。在这个阶段，他们缺乏社会凝聚力，迄今为止，还没有发展出任何独立的政治代表。许多资本家是前官员或国有部门的老板，并与中国共产党（CCP）和国家机器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大多相当地满意于用国家的力量来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生长创造条件并提供'社会稳定'的环境 ，也就是保护他们免受工人和农民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的影响。在这个阶段，没有来自这个新兴资产阶级的对该政权的绝对的政治权力的威胁。

展望
文森特写道：“今天的国有部门是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杠杆” ，它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提供了一个框架。这显然是正确的。该政权在当代国际条件下正在执行作为资本主义增长历史性基础性需要的'原始积累'的野蛮任务。这里有一个强迫城市化的残酷的过程，贫穷的农民正在被赶出土地，被迫在血汗工厂和大城市的建筑工地的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寻求低工资的工作。从长远来看，如果这种发展以一个不间断的方式继续下去，这将产生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有待观察。
如果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漫长的快速增长的时期（例如，2002-07年连续的以创记录的5 ％的年增长率增长），伴随着中国经济以每年10 ％增长率增长，那么中国理论上可能稳步迈向'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某个时刻，在此基础上，巩固了的中国资产阶级将与前斯大林主义波拿巴国家发生冲突并试图直接控制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资产阶级将越来越受到强大了的工人阶级的挑战） 。鉴于目前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爆裂，并开始出现世界经济的衰退，这似乎不是最有可能的前景。

另一方面，如果世界经济危机长期化，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该政权可能会被迫干预经济，防止经济和社会崩溃，并制止来自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一种革命性的挑战。中国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国政府突然由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回转到对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进行国家干预和国有化。面对经营失败的产业崩溃的前景，中国国家很可能将进行干预并接管它们。鉴于中国国家的历史和国家所有制的现有程度，这可能以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更大的规模进行。

中国政权（和俾斯麦、沙皇独裁政府以及过去的其他波拿巴政权一样）面临的问题是在中国“培育”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培育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已经出现了高水平的社会抗议和罢工，这些往往被该政权残酷镇压。在未来几年里，中国工人将越来越多地形成独立工会和自己的政党。工人的先进阶层将在斗争过程中准备推翻该政权和扫除中国和外国的资本家。
我们无法预测这类事件的时间表。但是，我们不应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将自动成为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今后几年内，发生的事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力将产生旨在推翻该政权和扫除资本主义以便重新确立国有财产关系和计划生产的革命性的行动-这次是在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下并与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国际前景连接起来的。
我们的一致之处.
在更详细地就他的观点争论之前以及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们将努力勾画出哪里是我们认同文森特的地方和哪里是我们不同意文森特的地方。毛派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由国有工业主导的，但却由处于统治地位的官僚进行非民主管理的）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崩溃并且已不复存在。无论是否存在国家干预，也不会再恢复到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了，这个计划经济体制是建立在过去时代的国际阶级关系的基础上的。最近几年里，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群众取得的社会成果的丧失-国有企业和乡村公社所提供的'铁饭碗' （就业保障）和教育，卫生和福利的丧失-是一个反革命性的演变，对工人和农民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中国国家领导层-中共及其国家机器-从邓小平到胡锦涛都在促进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并设法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该领导层承认官僚计划经济的失败并寻求发展它的统治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市场的增长一直伴随着对大多数工人和农民（在私营和国有企业）强化的超剥削和不平等的异常地扩大。市场关系的增长导致出现了很小的作为亿万富翁的资本家阶层和更大的富裕的资本家阶层。中国政权是世界上最为具有镇压性的政权之一而且使用其庞大的国家机器来禁止一切形式的反对派组织，活动和讨论。对计划经济的社会成果的反革命破坏事实上已完成而且中国正在朝着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向而去。
我们反对该政权（或其辩护士）的任何主张认为即使在捍卫国家计划经济的有限的意义上，他们正在发展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毫无疑问该政权担心越来越强烈的针对腐败、底工资、不平等的增长和环境的破坏的抗议。但是，这些社会现象是由于他们正在推行的政策导致的。我们通过他们的行为而不是骗人的'社会主义'的语言来判断中国领导人，他们使用这样的语言是企图合法化其反革命的措施。我们赞成中国工人和农民对毁弃1949年革命取得的成果而促进最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反革命表现出来的愤怒。
在与中国有关的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应采用的纲要上。我们和文森特也有着广泛的一致的地方。我们呼吁国有企业（SOEs）在工人的控制和管理下经营，以及将国有企业纳入在工人政府的指导下的计划生产并由选举出来的民主的计划经济机构来管理。大型民营企业应当国有化-或重新国有化-并作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由工人民主地运行。作为国际主义者，我们还提出怀着在国际水平上发展经济计划的目的，中国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之间的国际合作的问题。
我们认为， （如文森特所说） ， “政治上的——'反官僚' ——革命不足以再使工人阶级获取权力”。但我们不接受他如下的说法， “说一场新的革命将结合政治和社会革命的任务是不正确地... ”无可争辩在中国，工业和银行业的重要部分仍处于国家所有和控制下，而且一个革命性的颠覆将需要对其进行工人的控制和管理。无产阶级革命，当然包括推翻目前的国家和中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的剥削。但由于残余的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在某些方面，将来的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要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复杂得多，我们的革命纲要必须反映这一现实。
我们之间的分歧
那么我们与文森特的方法之间的分歧是什么呢？从本质上讲，我们的批评是，文森特（使用托洛茨基的用词）是给“一个未完成的进程一个完成的定义” 。我们同意，有一个复辟到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过渡，但我们不接受文森特认为的这一过程已经完成的观点，既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他提到托洛茨基的评论，即资本主义的复辟可能沿“突然反革命颠覆的道路”或“连续的蜕变的道路 ” 发生 ，最终以“ 热月政变”结束 。 （ 热月指的是在1794年法国革命中最先进的政党雅各宾派的失败，托洛茨基用这个词指反革命的胜利。 ）文森特说： “这'连续蜕变的道路'出色的描述了在中国发生了的事情。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类型已复辟“ 。 ”换言之， “ 热月政变”已经发生。然而，在我们看来，将进一步“ 蜕变”的过程尚未完成。
在我们看来，文森特对复杂的转型过程进行了简单化的分析，他的绝对的结论是片面的做法。举例来说，在国家的作用上，他正确地提到了“具有镇压性的共产党一党制国家”的力量 。他还表示， “这超级剥削的大厦是建立在具有镇压性的共产党的一党制国家上的 ”但他低估了强大的前斯大林主义（中共及其国家机器）在指导过渡中所发挥的作用。该政权促进了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和外国跨国公司进入，但确定无疑它也维护其政治权力的垄断和对经济的全面控制。
文森特写道，“ 国家的经济力量已严重退化。 ”诚然，国家不再拥有它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的经济力量。此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离心力，如果目前的路线继续下去，该离心力将趋于变得更加强大。但是，认为中国国家现在在中国和国际上已完全屈从于资本主义势力是错误的（如文森特所做的）。
当前的中国国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日本，韩国或台湾在其60年代和70年代的加速增长，根据“亚洲发展模式” ，那时国家比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西欧和北美更大程度上干预经济。在今天的中国幸存的国有及国家控制的工业是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产物。他们不仅仅是相当于作为从大家族资本主义的信托基金发展而来的工业金融集团的日本的keiretsu（译者注：keiretsu是一个日语词汇，形容松散的工商企业为了相互的利益围绕着一个单独的银行结聚成集团）或韩国的财阀。
在中国还有毛泽东斯大林主义遗产。虽然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国家仍控制着强大的具有经济影响力的杠杆。正如我们在一个单独的章节（中国的混合经济，序言段27 - 30 ）显示的，通过一组庞大的国有企业（SOEs） ，该政权有效地控制一些关键工业部门：电信，交通，能源和国防生产，虽然国家部门的就业已急剧减少，国家部门仍然占38 ％ （ 2004年）的工业产值。这是事实，正如文森特说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公司化' ：他们不再在生产计划下运作，而是根据政府的政策和根据市场的标准运转。但说 “国家的工业和商业部门是完全自主的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半私有化的单位是有些夸大其词的。在现实中，许多国有企业是由前中共官僚或中共当前所提名的老板经营的，（通常在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软贷款'的基础上，没有还款的预期）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投资和增长，而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
正如文森特说的， “银行业大多数是国有的... ”而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负责70 ％以上的全部贷款。此外，它们没有严格按照市场标准提供贷款，在许多情况下，是为了推进该政权的政策目标。事实上，软贷款被看作（在中国和外国都遭到自由市场的批评）一种公共开支的补充形式。
此外，从中央到省级政府，国家主要负责基础设施开支-这种投资是推动中国的高增长率的一个主要因素。与此同时，销售原来的国有土地（结合从国家控制的银行获得软贷款）已成为中国巨大的投机性房地产热中的一大要素。
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给予中央政府相当大的权力以确定经济增长的方向和优先事项。毫无疑问这里有无视中央政府的政策的省政府以及国有企业和私人老板。然而，无论是中共还是其国家机器都被用来执行政策。
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

文森特说，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确证了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通过与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参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本身并不能确定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在新生苏维埃的情况下，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势力之间的对抗以发展必要的贸易联系来发展苏维埃经济。其限制条件是必须有一个国家垄断的外贸以确保贸易为苏维埃的计划经济的需要服务。显然，在中国已不再有外贸的垄断。尽管一些中国领导人要求打开大门，但是中国也没有完全'打开大门' 。正如中国有一个“混合的”国内经济，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有一个混合的性质。
文森特写道，“中国国家的高层，包括在北京的中央政府，现在已经充分融入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胡锦涛形容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的开放政策 “ 。在我们看来，这是夸大其词。中国鼓励外国跨国公司的大量投资，但基本上控制了它们经营的条件。此外，该政权还严格规范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
最近，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上，该政权已再次向美国和欧盟表明它不急于放松政府控制资本在中国的进出。它继续保持人民币的低汇率（其加强了中国出口的竞争优势）和通过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来维持其目前的汇率-不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和违背允许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对美国的承诺。在较早的阶段，中国领导人利用世贸组织的问题来帮助推动国内的市场化，最近，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双边的贸易协议。中国政府对最近多哈回合的世贸组织谈判的破裂没有伤心落泪， 印度和巴西在该谈判中拒绝接受美国或欧盟的一揽子提议。

我们认为，在世界经济中发生旷日持久的危机的情况下，不能排除中国将采取更加强大的保护主义措施，一方面涉及到贸易和投资，试图缓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国家的角色
文森特并没有真正的分析过自1978年邓小平发起他的支持市场的改革以来的过渡的进程。特别是，对国家的角色的评论是不适当的。反过来，这意味着文森特对正在展开的反革命进程给出了一个过分简单化的图景。
国家的角色在确定过渡性政权的性质上是一个关键因素。文森特仅仅把中国政权看作为已从计划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的一个'镇压机器。随着放弃中央计划经济，工人阶级不再是“经济的统治阶级” 。中国国家在资本主义下“已经抛弃很多” 。毛主义官僚阶层已经通过“改革”进程转变为“有产阶级” 。 “虽然以特殊的'儒家'的形式，今天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是极其清晰的”
所有这一切中都包含有事实，但是文森特的分析没有充分考虑到毛派斯大林主义政权创建的强大的波拿巴国家的决定性的作用。官僚国家远远不只是镇压机器，它促进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其继续统治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基础。它使用共产党和国家机器的所有资源从上面来指导变化的进程并连同其垄断的政治权力保留对经济运行发挥关键的作用。与中央计划经济的情况相比，它的经济力量无疑是减小的。但是，中国国家比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在经济中保留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这不是一个中国国家的问题，中共和国家机器本身是“1949年的革命创造的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 。国家已明确放弃了比较进步的计划经济。然而，为了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过程，我们必须考虑前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国家在过渡中所发挥的作用。既没有被工人阶级控制也没有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所控制的国家自发的权力，连同国有工业和国有银行这些重要组成部分，确定了在今日中国存在着社会过渡的混合或杂交的性质。
暂时撇开已经达到什么阶段的问题，中国的反革命进程不仅是由一个统治阶级（工人阶级）转移到另一个统治阶级（资产阶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农民和工人的宏伟的革命群众运动扫除了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和它们的帝国主义支持者。但是，1949年的转变是直接由农民红军和官僚化的（ 斯大林化 ）共产党的毛主义领导者从上面领导达成的。在运行在斯大林路线上的计划经济下，（如文森特指出的）工人和农民获得了现在已经基本上被取消的重要的社会福利。

可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被排除在任何民主参与国家或经济的运行外。不允许他们拥有任何独立的，民主的工会或政治组织。与资本主义相比，中央计划经济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因此也是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工人阶级可以说是'经济的统治阶级。但是，在政治上，工人阶级从来没有成为统治阶级。这需要工人阶级推翻官僚作风，并建立工人民主——政治革命。官僚阶级通过由中共和国家机器本身组成的巨大的工具统治着中国（如斯大林治下的前苏联）。没有工人民主的监督，国家成为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掌控着巨大的力量。
近30年里，毛主义官僚精英捍卫着作为其权力和特权基础的计划经济。然而，在1970年代，在官僚管理不善的重压下，计划经济（如苏联和东欧）开始困难重重。邓小平提出“改革”， 引进市场经济要素（不可避免地刺激产生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刺激增长和支撑计划经济。然而，在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和其他斯大林主义国家迅速瓦解后，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得出结论计划经济体制已不再可行，他们只有通过向市场经济过渡来维护他们的权力。在现实中，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走向资本主义经济。当然，该政权试图通过提出叫“市场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论来掩盖这一点。
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极为重要的是需要保持他们的政权。该政权被最终导致血腥的天安门事件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深深震撼了。这一事件以及苏联和东欧的事件发生后，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无法容忍任何政治自由化：走向市场过程中就不会相应地进行民主改革。

与此同时，中国政权得出结论，它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苏联经济转型中发生的'休克疗法'。国有企业彻底的私有化不仅挑起了一场经济灾难，而且（正是由美国倡导的'休克疗法' 希望看到的）打破了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和共产党官僚政治。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中国的叶利钦。
与苏联相反，中国的政权实施小步走向资本主义市场。它在农村推进了市场力量并在经济开发区向外国跨国公司敞开了大门。在城市地区，在国有企业外允许民营企业的发展。该政权担心社会和政治动乱的爆发，一直在谨慎和逐步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或'公司化'。毫无疑问，这敞开了对工人超级的无情剥削的大门。与此同时，它在放开价格和削减或取消燃料和食品的补贴上一直持谨慎态度。
到目前为止，作为这种渐进的方式的结果-由于缺乏针对该政权的一个有组织的群众反对派-中国领导层保持了政权并且国家官僚机构基本上完好无损。显然，它不再是中央计划经济全权领导。但它继续控制着指导经济改革方向的强大的杠杆。文森特说： “国家的经济力量已严重退化。 ”但它保留了远远高于那些资本主义已巩固为社会经济制度的主导的经济体的更多的权力。此外，该政权一直试图使前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和中共（超过7000万成员）适应引导经济走上市场为主导的任务。
在他最近的书，《中国共产党：萎缩和适应（ 2008年）》 ，David Shambaugh写道： “ ...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已萎缩而且它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斯大林主义] 控制工具并不象过去一样具有锋芒，但其统治的工具远远没有钝化-他们正在重新加强。党仍然是一个具有相当权威和权力的全国性的组织。它是城里的唯一的政治游戏。通过其对人事管理的垄断（通过nomenklatura[党管干部]和bianzhi [选择性任命]的制度） ，党不仅有效地控制了各级政府而且控制了各种各样的专业机构、公司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服务组织。它还控制着军队和所有强制性机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 。另外，它还控制大部分的媒体和社会中的信息流转渠道。党当然不打算放弃这些控制工具-恰恰相反，它一直在加强它们。它也不容反对派，并迅速抑制任何组织政治活动的迹象。”
一个新兴资产阶级
在中国，前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国家利用其强大的政权'培育'一个中国资产阶级。该政权已使国家适应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虽然国家保留了相当大的权力，在这一阶段，新的资本主义势力是一个处在形成过程中的新兴的社会阶层。中国资产阶级是由从小型家族企业的业主到大公司的多种类型构成的。它缺乏社会凝聚力，还没有发展出任何独立的政治代表。
在1978年邓小平推出市场措施之前，民营企业是非法的，那时几乎没有任何资本家，除了黑市商人 。接着邓小平推出支持市场的措施，江泽民，胡锦涛更广泛地向资本主义势力的增长敞开大门，这不可避免地鼓励新的资本家阶层的出现。

第一批资本家来自在邓小平于农村地区推出支持市场的改革的基础上使自己富裕起来的农民阶层。随着市场机会的扩大，许多个体户和专业人士开始了商业活动。有相当部分的资本家是前中共官员和前国有企业的老板，他们利用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从国家掠夺资源）来创业。许多人和党和国家的官僚保持密切的联系。
此外，新兴资产阶级的组成仍然相当不稳定。有迹象表明，第一阶段的许多小型企业正在被越来越多地统治经济的更大的企业挤出去。
许多大企业都与国有企业，海外中国大企业和跨国公司有联系。其中最突出的大商界精英是'太子党' （高官的儿女）。一些最富有，最贪婪的资本家是在国有土地升值和狂热的房地产投机的基础上积累无法想象的财富的房地产开发商。去年，胡润富豪榜记录了百名中国亿万富翁（相比而言，日本是24名） 。另据报道， 90 ％的富豪是中共高级国家官员的儿女。
许多调查报告了来自资本家尤其是小企业主的对该政权的抱怨：他们的财产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他们发现他们也很难向银行贷款（贷款往往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大企业） ;他们遭到过度征税;以及他们的利润受到腐败的损害等等，少数人想摆脱当前政权的限制并希望引入一个大企业的政府。然而，绝大多数人对该政权在中国引入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框架而感恩戴德。首先，它们依靠该政权来保持政治稳定，保护他们免受日益增长的被超级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反抗。许多资本家嘴上支付民主的想法，但又认为'中国民主化为时尚早'

许多资本家加入了共产党或共产党主办的'民主党派'作为一种途径来为他们的利益游说。据官方调查， 30 ％以上的民营企业家现在是中共的成员。 “中共已有286万来自民营企业的雇主和雇员成为其成员以及80万独立的企业家，而且私营和个体企业所有老板中的40 ％成为了中共党员” 。 （Jean-Louis Rocca，一个中产阶级的党，Le Monde Diplomatique的英文版， 2008年8月）现在，中共试图招募60万家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中的员工成为其党员。这不是一个资本家接管中共的过程，而是中共领导层努力增选资本家以便对这一新兴阶级施加政治控制。与此同时，中共还努力保持对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各种行业协会的政治控制。
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分析表明中国是一个'混合的'国家，仍处于走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中，而不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如作为一个支持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的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所说的： “尽管已经越过了很长的路，中国在建立起一个高效运作的市场经济之路上仍然有几步要走” 。 （《中国经济：转变与成长》， 2007 ， p326 ）

一个新兴资产阶级(中国国家性质）

An emergent capitalist class
一个新兴资产阶级
IN CHINA, THE former Maoist-Stalinist state has used its massive power to ‘breed’ a Chinese capitalist class. The regime has adapted the state to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While the state retains considerable power, the new capitalist forces are, at this stage, an emergent social class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The Chinese capitalist class is made up of diverse elements, from small family businesses to the owners of giant corporations. It lacks social cohesion and as yet has not developed any independent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在中国，前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国家利用其强大的政权'培育'一个中国资产阶级。该政权已使国家适应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虽然国家保留了相当大的权力，在这一阶段，新的资本主义势力是一个处在形成过程中的新兴的社会阶层。中国资产阶级是由从小型家族企业的业主到大公司的多种类型构成的。它缺乏社会凝聚力，还没有发展出任何独立的政治代表。
Before Deng’s market measures in 1978, private enterprise was officially illegal and there were hardly any capitalists, apart from black-marketeers. Successive pro-market measures under Deng Xiaoping,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opened the doors wider and wider to the growth of capitalist forces, inevitably encouraging the emergence of new strata of capitalists.
在1978年邓小平推出市场措施之前，民营企业是非法的，那时几乎没有任何资本家，除了黑市商人 。接着邓小平推出支持市场的措施，江泽民，胡锦涛更广泛地向资本主义势力的增长敞开大门，这不可避免地鼓励新的资本家阶层的出现。

The first large contingent of capitalists came from the layer of peasants who enriched themselves on the basis of Deng’s pro-market reforms in the countryside. As market opportunities widened, many small family traders and professionals developed businesses. A substantial section of the capitalists are former CCP officials and ex-bosses of SOEs, who have used their power and influence (and resources plundered from the state) to set themselves up in business. Many retain close links with party and state bureaucrats.
第一批资本家来自在邓小平于农村地区推出支持市场的改革的基础上使自己富裕起来的农民阶层。随着市场机会的扩大，许多个体户和专业人士开始了商业活动。有相当部分的资本家是前中共官员和前国有企业的老板，谁利用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从国家掠夺资源）来创业。许多人和党和国家的官僚保持密切的联系。
Moreover,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mergent capitalist class is still quite fluid. There are signs that many of the small businesses of the first phase are now being squeezed out by much bigger businesses that are increasingly dominating the economy.
此外，新兴资产阶级的组成仍然相当不稳定。有迹象表明，第一阶段的许多小型企业正在被越来越多地统治经济的更大的企业挤出去。
Many big businesses have links with state-owned firms, overseas Chinese big busines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Prominent among the big-business elite are the ‘princelings’, the children of top party officials. Some of the wealthiest and most rapacious capitalists are the property developers, who have already accumulated unimaginable wealth on the basis of appropriating state land and feverish property speculation. Last year, the Hurun Report recorded over 100 US dollar billionaires in China (compared to 24 in Japan). According to another report, 90% of the billionaires are the children of senior CCP-state officials.
许多大企业都与国有企业，海外中国大企业和跨国公司有联系。其中最突出的大商界精英是'太子党' ，高官的儿女。一些最富有，最贪婪的资本家是在国有土地升值和狂热的房地产投机的基础上积累无法想象的财富的房地产开发商。去年，胡润富豪榜记录了百中国名亿万富翁（相比而言，日本是24名） 。另据报道， 90 ％的富豪是中共高级国家官员的儿女。

Surveys report many complaints against the regime from the capitalists, especially small business-people: their property rights are not secure; they find it too hard to get loans from the banks (which favour SOEs and big business); they are over-taxed; and their profits are undermined by corruption; etc. A few would like to throw off the constraints imposed by the present regime and see the introduction of a big-business government. The great majority, however, are grateful to the regime for introducing a social framework in which capitalism can develop. Above all, they rely on the regime to maintain ‘political stability’, to protect them from the growing, super-exploited working class. Many capitalists pay lip service to the idea of democracy, but consider that it is ‘too early for China to become democratic’.
许多调查报告了来自资本家尤其是小企主的对该政权的抱怨：他们的财产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他们发现他们也很难向银行贷款（贷款往往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大企业） ;他们遭到过度征税;以及他们的利润受到腐败的损害等等，少数人想摆脱当前政权的限制并希望引入一个大企业的政府。然而，绝大多数人对该政权在中国引入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框架而感恩戴德。首先，它们依靠该政权来保持政治稳定，保护他们免受日益增长的被超级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反抗。许多资本家嘴上支付民主的想法，而又认为这是'中国民主化为时尚早'

Many capitalists have joined the CCP or the CCP-sponsored ‘democratic parties’ as a way of lobbying for their interests. According to official surveys, over 30%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are now members of the CCP. “The CCP already counts 2.86 million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from private enterprise in its ranks and 800,000 independent entrepreneurs, as well as 40% of all heads of private and individual enterprises”. (Jean-Louis Rocca, A Middle Class Party, Le Monde Diplomatique, English edition, August 2008) Now the CCP is trying to recruit among the employees of the 600,000 foreign companies operating in China. This is not a takeover of the CCP by capitalists, but rather an effort by the CCP leadership to co-opt capitalists in order to exert political control over this emergent class. At the same time, the CCP also strives to maintain 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various business associations that have developed over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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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资本家加入了共产党或共产党主办的'民主党派'作为一种途径来为他们的利益游说。据官方调查， 30 ％以上的民营企业家现在是中共的成员。 “中共已有286万来自民营企业的雇主和雇员成为其成员以及80万独立的企业家，而且私营和个体企业所有老板的40 ％成为了中共党员” 。 （Jean-Louis Rocca，一个中产阶级的党，Le Monde Diplomatique的英文版， 2008年8月）现在，中共试图招募60万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中的员工成为其党员。这不是一个资本家接管中共的过程，而是中共领导层努力增选资本家以便对这一新兴阶级的施加政治控制。与此同时，中共还努力保持对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各种行业协会的政治控制。
In our view, the analysis presented here shows that China is a ‘hybrid’ state,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towards capitalism, not a ‘fully’ capitalist state. As Barry Naughton, a pro-capitalist economist, puts it: “Despite the enormous distance already traversed, China still has several steps to go in the creation of a high-functioning market economy”.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2007, p326)

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分析表明中国是一个'混合的'国家，仍处于走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中，而不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如作为一个支持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的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所说的： “尽管已经越过了很长的路，中国在建立起一个高效运作的市场经济之路上仍然有几步要走” 。 （《中国经济：转变与成长》， 2007 ， p326 ）

国家的角色（中国国家性质）

国家的角色
VINCENT GIVES NO real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since Deng Xiaoping launched his pro-market reforms in 1978. In particular, the comments 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are inadequate. This means, in turn, that Vincent draws a simplistic picture of the unfolding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cesses.

文森特并没有真正的分析过自1978年邓小平发起他的支持市场的改革以来的过渡的进程。特别是，对国家的角色的评论是不适当的。反过来，这意味着文森特对正在展开的反革命进程给出了一个过分简单化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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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the state is a key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character of the transitional regime. Vincent presents it simply as a ‘repressive apparatus’ that has shifted from the planned economy to capitalism. With the abandonment of central planning, the working class is no longer the “ruling economic class”. The Chinese state “has thrown in its lot with capitalism”. A section of the Maoist bureaucracy has converted itself through the “reform” process into “a property owning class”. “The victory of bourgeois counter-revolution, albeit in a peculiar ‘Confucian’ form, is today brutally clear”.
国家的角色在确定过渡性政权的性质上是一个关键因素。文森特仅仅把中国政权看作为已从计划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的一个'镇压机器。随着放弃中央计划经济，工人阶级不再是“经济的统治阶级” 。中国国家在资本主义下“已经抛弃很多” 。毛主义官僚阶层已经通过“改革”进程转变为“有产阶级” 。 “虽然以特殊的'儒家'的形式，今天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是极其清晰的”
There is truth in all of this, but Vincent’s analysis does not take sufficient account of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powerful Bonapartist state created by the Maoist-Stalinist regime. Far more than a repressive apparatus, the bureaucratic state has fostere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forces, with the aim of creating a new social base for its continued rule. It has used all the resources of the CCP and the state apparatus to direct the process of change from above and to retain, together with its monopoly of political power, a key role in the running of the economy. Its economic power is undoubtedly diminished compared with the situation under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But the state retains a far greater role in the economy than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like Japan and South Korea.
所有这一切中都包含有事实，但是文森特的分析没有充分考虑到毛派斯大林主义政权创建的强大的波拿巴国家的决定性的作用。远远不只是镇压仪机器，官僚国家促进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其继续统治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基础。它使用共产党和国家机器的所有资源从上面来指导变化的进程并连同其垄断的政治权力保留对经济运行发挥关键的作用。与中央计划经济的情况下相比，它的经济力量无疑是减小的。但是，中国国家比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在经济中保留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the CCP and the state apparatus itself, being “the repository of the socially progressive features created by the 1949 revolution”. The state has clearly abandoned the relatively progressive planned economy. Nevertheles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es taking place in China, we have to take account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ex-Maoist-Stalinist state in the transitio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neither controlled by the working class nor by the emergent capitalist class, together with significant elements of state industry and banking, determines the mixed or hybrid character of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 that exists in China today.
这不是一个中国国家的问题，中共和国家机器本身是“1949年的革命创造的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 。国家已明确放弃了比较进步的计划经济。然而，为了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过程，我们必须考虑前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国家在过渡中所发挥的作用。既没有被工人阶级控制也没有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所控制的国家自发的权力，连同国有工业和国有银行这些重要组成部分，确定了在今日中国存在着社会过渡的混合或杂交的性质。
Leaving aside for a moment the question of what stage has been reached,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cess in China is not simply a transfer from one ruling class (the working class) to another (the bourgeoisie).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magnificent revolutionary mass movement of the Chinese peasants and workers swept away landlordism, capitalism and their imperialist patr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1949, however, was directed from above by the Maoist leadership of the peasant Red Army and the bureaucratised (Stalinised) Communist Party. Under the planned economy, which was run on Stalinist lines, there were (as Vincent points out) important social gains for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that have now been largely wiped out.
暂时撇开已经达到什么阶段的问题，中国的反革命进程不仅是由一个统治阶级（工人阶级）转移到另一个统治阶级（资产阶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农民和工人的宏伟的革命群众运动扫除了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和它们的帝国主义支持者。但是，1949年的转变是直接由农民红军和官僚化的（ 斯大林化 ）共产党的毛主义领导者从上面领导达成的。在运行在斯大林路线上的计划经济下，（如文森特指出的）工人和农民获得了现在已经基本上被取消的重要的社会福利。
The working class and peasantry, however, were excluded from any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the running of the state or the economy. They were denied any independent, democratic trade unions or political organisations.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as historically progressive compared to capitalism and was therefore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his sense, the working class could be described as the ‘ruling economic class’. But, politically, the working class never became the ruling class. That would have required the working class to overthrow the bureaucracy and establish workers’ democracy – a political revolution. China (like the Soviet Union under Stalin) was ruled by a bureaucratic caste through a monstrous apparatus consisting of the CCP and the state machine itself. Unchecked by workers’ democracy, the state became a monstrous behemoth wielding enormous power over every area of society.

可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被排除在任何民主参与国家或经济的运行。他们被拒绝拥有任何独立的，民主的工会或政治组织。与资本主义相比，中央计划经济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因此也是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工人阶级可以说是'经济的统治阶级。但是，在政治上，工人阶级从来没有成为统治阶级。这需要工人阶级推翻官僚作风，并建立工人民主——政治革命。官僚阶级通过由中共和国家机器本身组成的巨大的工具统治着中国（如斯大林治下的前苏联）。没有工人民主的监督，国家成为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掌控着巨大的力量。
For nearly three decades the bureaucratic Maoist elite defended the planned economy as the basis of its power and privileges. In the 1970s, however, the planned economy (a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began to flounder under the weight of bureaucratic mismanagement. Deng Xiaoping introduced ‘reforms’, elements of the market economy (inevitably stimulating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t relations), initially with the aim of stimulating growth and shoring up the planned economy. However, after the rapid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ther Stalinist states following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Deng and other leaders concluded that the planned economy was no longer viable and they could preserve their power only through a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reality, this inevitably meant moving towards a capitalist economy. Of course, the regime tried to disguise this by presenting the new course as ‘market socialism’.
近30年里，毛主义官僚精英捍卫着作为其权力和特权基础的计划经济。然而，在1970年代，在官僚管理不善的重压下，计划经济（如苏联和东欧）开始困难重重。邓小平提出“改革”， 引进市场经济要素（不可避免地刺激产生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刺激增长和支撑计划经济。然而，在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和其他斯大林主义国家迅速瓦解后，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得出结论计划经济体制已不再可行，他们只有通过向市场经济过渡来维护他们的权力。在现实中，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走向资本主义经济。当然，该政权试图通过提出叫“市场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论来掩盖这一点。
Paramount for the CCP leaders was the need to retain the power of their regime. The regime was profoundly shaken by the mass protest movement that culminated in the bloody Tiananmen Square events. From that and the event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the Chinese leaders concluded that they could not tolerate any political liberalisation: there would be no democratic reforms accompanying the moves towards the market.
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极为重要的是需要保持他们的政权。该政权被最终导致血腥的天安门事件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深深震撼了。从这一事件以及苏联和东欧的事件发生后，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无法容忍任何政治自由化：走向市场过程中就不会相应地进行民主改革。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ese regime concluded that it should at all costs avoid the kind of ‘big bang’ economic transition that had taken place in the Soviet Union. Sweeping privatisation of the state industries had not only provoked an economic disaster but had (as was intended by US advocates of the ‘big bang’) shattered the bureaucratic, Stalinist state apparatu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There would be no Chinese Yeltsin.
与此同时，中国政权得出结论，它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苏联经济转型中发生的'休克疗法'。国有企业彻底的私有化不仅挑起了一场经济灾难，而且（正是由美国倡导的'休克疗法' 希望看到的）打破了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和共产党官僚政治。就不会有中国的叶利钦。
In contrast to the Soviet Union, the Chinese regime proceeded incrementally towards the capitalist market. It promoted market forces in the countryside and opened the door to foreig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s. Private enterprises were allowed to develop in urban areas alongside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regime, fearing a surg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unrest, has moved cautiously and incrementally towards the privatisation or ‘corporatisation’ of SOEs. It has undoubtedly opened the door to the ruthless, super-exploitation of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been cautious about the freeing of prices and the cutting or abolition of subsidies for fuel and food.

与苏联相反，中国的政权实施小步走向资本主义市场。它在农村推进了市场力量并在经济开发区向外国跨国公司敞开了大门。与城市地区，在国有企业外允许民营企业的发展。该政权担心社会和政治动乱的爆发，一直在谨慎和逐步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或'公司化'。毫无疑问，敞开了对工人超级的无情剥削的大门。与此同时，在放开价格和削减或取消燃料和食品的补贴上一直持谨慎态度。
So far, as a result of this incremental approach – and given the absence of an organised mass opposition to the regime – the Chinese leadership has preserved the regime and the state bureaucracy largely intact. Clearly, it is no longer in complete command of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But it retains powerful levers for steering the direction of economic change. Vincent says that “the state’s economic power has been seriously degraded”. But it retains far more power than in economies where capitalism has been consolidated as the dominant socio-economic system. Moreover, the regime has attempted to adapt the ex-Maoist-Stalinist state machine and the CCP (with over 70 million members) to the tasks of directing a market-dominated economy.
到目前为止，作为这种渐进的方式的结果-由于缺乏针对该政权的一个有组织的群众反对派-中国领导层保持了政权并且国家官僚机构基本上完好无损。显然，它不再是中央计划经济全权领导。但它继续控制着指导经济改革方向的强大的杠杆。文森特说： “国家的经济力量已严重退化。 ”但它保留了远远高于那些资本主义已巩固为社会经济制度的主导的经济体的更多的权力。此外，该政权一直试图使前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和中共（超过70万会员）适应引导经济走上市场为主导的任务。
In his recent book,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2008), David Shambaugh writes: “… the CCP has atrophied over time and its Leninist [Maoist-Stalinist] instruments of control are not as sharp as in the past, but its tools of rule are far from blunt – and they are being re-strengthened. The party remains a nationwide organisation of considerable authority and power. It is the only political game in town. Through its monopoly on personnel management (through the nomenklatura and bianzhi [selective appointment] systems), the party effectively controls not only the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but also a wide variety of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corporations and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service organisations. It also controls the military and all coercive institutions (People’s Armed Police, People’s Militia,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and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It also controls much of the media and flow of information to and within society. The party certainly does not intend to relinquish these instruments of control – quite to the contrary, it has been doing much to strengthen them. It also brooks no opposition, and it quickly suppresses any sign of organised political activity”.
在他最近的书，《中国共产党：萎缩和适应（ 2008年）》 ，David Shambaugh写道： “ ...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已萎缩及其列宁主义[毛泽东斯大林主义] 控制工具并不象过去一样具有锋芒，但其统治的工具远远没有钝化-他们正在重新加强。党仍然是一个具有相当权威和权力的全国性的组织。这是城里的唯一的政治游戏。通过其对人事管理的垄断（通过nomenklatura[党管干部]和bianzhi [选择性任命]的制度） ，党不仅有效地控制了各级政府而且控制了各种各样的专业机构、公司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服务组织。它还控制着军队和所有强制性机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 。另外，它还控制大部分的媒体和社会中的信息流转。党当然不打算放弃这些控制工具-恰恰相反，它一直在加强它们。它也不容反对派，并迅速抑制任何组织政治活动的迹象。”

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中国国家性质）

China & global capitalism
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
VINCENT KOLO ARGUES that China’s links with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confirm that China is now a fully capitalist country. However, involvement in the world capitalist market, through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other capitalist economies, does not in itself determine the class character of a state. In the case of the newborn Soviet state, Lenin and Trotsky advocated exploiting rivalry between the capitalist powers to develop trade links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the Soviet economy. Their proviso was that there must be a state monopoly of foreign trade to ensure trade served the needs of the Soviet planned economy. Clearly, there is no longer a monopoly of foreign trade in China. But neither is there a completely ‘open door’, despite some of the Chinese leaders’ claims. Just as there is a ‘hybrid’ domestic economy, China’s relations with global capitalism have a mixed character.

文森特说，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确证了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通过与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参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本身并不能确定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在新生苏维埃的情况下，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势力之间的对抗以发展必要的贸易联系来发展苏维埃经济。其限制条件是必须有一个国家垄断的外贸以确保贸易苏维埃的计划经济的需要服务。显然，在中国已不再有外贸的垄断。但是，也没有完全'打开大门' ，尽管一些中国领导人的要求打开。正如中国有一个“混合的”国内经济，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有一个混合的性质。
“The top echelons of the Chinese state, includ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Beijing”, writes Vincent, “are now fully integrated in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 through the open door policy that Hu Jintao describes as the ‘cornerston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in our view, is an exaggeration. China has encouraged massive investment by foreig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but largely controls the terms on which they operate. The regime, moreover, still tightly regulates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global economy.
文森特写道，“中国国家的高层，包括在北京的中央政府，现在已经充分融入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胡锦涛形容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的开放政策 “ 。在我们看来，这是夸大其词。中国鼓励外国跨国公司的大量投资，但基本上控制了它们经营的条件。此外，该政权还严格规范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
Recently, in respons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regime has again signalled to the US and the EU that it is in no hurry to relax government controls on capital flows in and out of China. It continues to maintain the low exchange rate of the renminbi (which gives China’s exports a stro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defends its current rate through massive interventions in currency markets – in defiance of IMF rules and contrary to promises to the US to allow a substantial appreciation of the renminbi. At an earlier stage, the Chinese leaders used the issue of WTO compliance to help push through marketisation at home but, more recently, they have turned increasingly to bilateral trade deal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ed no tears at the recent breakdown of the Doha round of WTO negotiations, in which (together with India and Brazil) it refused to accept the packages proposed by either the US or the EU.
最近，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上，该政权已再次向美国和欧盟表明它不急于放松政府控制资本在中国进出。它继续保持人民币的低汇率（其加强了中国出口的竞争优势）和通过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来捍卫其目前的汇率-不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和违背对美国承诺的允许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在较早的阶段，中国领导人利用世贸组织的问题来帮助推动国内的市场化，最近，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双边的贸易协议。中国政府最近多哈回合的世贸组织谈判的破裂没有流出眼泪， 印度和巴西在该谈判中拒绝接受美国或欧盟的一揽子提议。
In the event of a prolonged crisis in the world economy, it cannot be ruled out, in our view, that China will resort to much stronger protectionist measures, both in relation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an attempt to cushion the impact on the Chinese economy.
我们认为，在世界经济中发生旷日持久的危机的情况下，不能排除中国将采取更加强大的保护主义措施，一方面涉及到贸易和投资，试图缓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Role of the state

我们之间的分歧(中国国家性质）

Our differences
我们之间的分歧
SO, WHAT ARE our differences with Vincent’s approach? Essentially, our criticism is that Vincent (to use Trotsky’s phrase) is giving “a finished definition to an unfinished process”. We agree that there is a counter-revolutionary transition towards capitalism, but we do not accept that, as Vincent argues, the process is complete and that China is now a ‘fully’ capitalist state. He refers, for instance, to Trotsky’s comment that a 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 may occur either along “the path of an abrupt counter-revolutionary overturn” or “the path of successive shift ings”, culminating in “a Thermidorian shift”. (Thermidor refers to the defeat in 1794 of the Jacobins, the most advanced part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term used by Trotsky to denote a victory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 Vincent says: “This ‘path of successive shiftings’ is an excellent description of what has happened in China. Capitalism, of a peculiar Chinese type, has been restored”. It “has happened”, capitalism “has been restored”. In other words, the “Thermidorian shift” has taken place. In our view, however, there will be further “shiftings” and the process is not yet complete.
那么我们与文森特的方法之间的分歧是什么呢？从本质上讲，我们的批评是，文森特（使用托洛茨基的用词）是给“一个未完成的进程一个完成的定义” 。我们同意，有一个复辟到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过渡，但我们不接受文森特认为的这一过程已经完成，既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他提到托洛茨基的评论，即资本主义的复辟可能发生或者沿“突然反革命颠覆的道路”或“连续的蜕变的道路 ” ，最终以“ 热月政变”结束 。 （ 热月指的是在1794年法国革命中最先进的政党雅各宾派的失败，托洛茨基用这个词指反革命的胜利。 ）文森特说： “这'连续蜕变的道路'出色的描述了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类型已复辟“ 。 ”换言之， “ 热月政变”已经发生。然而，在我们看来，将进一步“ 蜕变”的过程尚未完成。
Vincent, in our view, puts forward a simplistic analysis of the complex process of transition, basing his categorical conclusion on a one-sided approach. For instance, 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he rightly refers to the power of the “repressive one-party state of the CCP”. He also says, “This edifice of super-exploitation is built around the repressive one-party state of the CCP…” But he underestimates the role played by the powerful, ex-Stalinist state (the CCP and the state apparatus) in directing the transition. The regime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forces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foreig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but it has also been determined to safeguard its monopoly of political power and overall control of the economy.
在我们看来，文森特对复杂的转型过程进行了简单化的分析，他的绝对的结论是片面的做法。举例来说，在国家的作用上，他正确地提到了“具有镇压性的共产党一党制国家”的力量 。他还表示， “这超级剥削的大厦是建立在具有镇压性饿共产党的一党制国家上的 ”但他低估了强大的前斯大林主义（中共及其国家机器）在指导过渡中所发挥的作用。该政权促进了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和外国跨国公司干预，但它也被确定为维护其政治权力的垄断和对经济的前面控制。
“[T]he state’s economic power”, writes Vincent, “has been seriously degraded”. True, the state no longer has the economic power that it had on the basis of the planned economy. Moreover,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forces has produced powerful centrifugal forces, which will tend to become stronger if the present course continues. But it is a mistake to imply (as Vincent does) that the Chinese state is now completely subservient to capitalist forces, with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文森特写道，“ 国家的经济力量已严重退化。 ”诚然，国家不再拥有它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的经济力量。此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离心力，如果目前的路线继续下去，该离心力将趋于变得更加强大。但是，认为中国国家现在在中国和国际上已完全屈从于资本主义势力是错误的（如文森特所做的）。
The present Chinese state is not simply the equivalent of the state in Japan, Korea or Taiwan during their accelerated growth in the 1960s and 1970s, when (on the basis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the state intervened in the economy to a much greater extent than in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of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he surviving state-owned and state-controlled industries in China today are the product of the Maoist-Stalinist planned economy. They are not merely the equivalent of Japan’s keiretsu or South Korea’s chaebol, industrial-financial conglomerates that developed from big family-capitalist trusts.
当前的中国国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日本，韩国或台湾在其60年代和70年代的加速增长，根据“亚洲发展模式” ，那时国家比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西欧和北美更大程度上干预经济。在今天的中国幸存的国有及国家控制的工业是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产物。他们不仅仅是相当于作为从大家族资本主义的信托基金发展而来的工业金融集团的日本的keiretsu或韩国的财阀。

There is still a legacy of Maoism-Stalinism in China. Though fostering capitalist development, the state still controls powerful levers of economic influence. As we show in a separate section (China’s hybrid economy, pp27-30), the regime, through a cluster of hu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effectively controls several key industrial sectors: telecoms, transport, energy, and defence production, etc. Though state-sector employment has been drastically reduced, the state sector still accounts for 38% (2004) of industrial output. It is true, as Vincent says, that most of the remaining SOEs have been ‘corporatized’: they no longer operate under a plan of production but,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policy, on the basis of market criteria. But it is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e stat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sector consist of completely autonomous and in most cases semi-privatised units”. In reality, many SOEs are run by ex-CCP bureaucrats or bosses currently nominated by the CCP, who (often on the basis of ‘soft loans’ – where there is no expectation of repayment – from state banks) aim at maximising investment and growth, rather than maximising enterprise profits.
在中国还有毛泽东斯大林主义遗产。虽然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国家仍控制着强大的具有经济影响力的杠杆。正如我们在一个单独的章节（中国的混合经济，序言段27 - 30 ）显示的，该政权，通过一组庞大的国有企业（SOEs） ，有效地控制一些关键工业部门：电信，交通，能源和国防生产，虽然国家部门的就业已急剧减少，国家部门仍然占38 ％ （ 2004年）的工业产值。这是事实，正如文森特说的，这其余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公司化' ：他们不再在生产计划下运作的，而是根据政府的政策和根据市场的标准运转。但说： “国家的工业和商业部门是完全自主的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半私有化的单位是有些夸大其词的。在现实中，许多国有企业是由前中共官僚或中共当前所提名的老板经营的，（通常在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软贷款'的基础上，没有还款的预期）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投资和增长，而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

As Vincent says, “The banking sector is majority state-owned…” and the big four state banks are responsible for over 70% of all loans. Loans are provided, moreover, not according to strictly market criteria but, in many cases, in order to further the regime’s policy objectives. Indeed, soft loans are regarded (both in China and by foreign, free-market critics) as a supplementary form of public spending.
正如文森特说的， “银行业是大多数国有的... ”而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负责70 ％以上的全部贷款。此外，它们没有严格按照市场标准提供贷款，在许多情况下，是为了推进该政权的政策目标。事实上，软贷款被看作（在中国和外国都遭到自由市场的批评）一种公共开支的补充形式。
The state, moreover, through central and provincial governments, is responsible for most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 and this investment is a major factor in driving China’s high growth rate. At the same time, sales of formerly state-owned land (combined with soft loans from state-controlled banks) have been a big element in China’s massive, speculative property boom.

此外，从中央到省级政府，国家主要负责基础设施开支-这种投资是推动中国的高增长率的一个主要因素。与此同时，销售原来的国有土地（结合从国家控制的银行获得软贷款）已成为中国巨大的投机性房地产热中的一大要素。
。
The enforcement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also giv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nsiderable power to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and priorities of economic growth. There are undoubtedly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nd both SOE and private bosses who defy central government policies. Nevertheless, both the CCP and the state apparatus are used to enforce policy.
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给予中央政府相当大的权力以确定经济增长的方向和优先事项。毫无疑问这里有无视中央政府的政策的省政府以及国有企业和私人老板。然而，无论是中共还是其国家机器都被用来执行政策。

我们的一致之处(中国国家性质）

我们的一致之处
BEFORE TAKING UP his arguments in more detail, and in order to avoid any misunderstanding, we will try to sketch out where we agree and where we disagree with Vincent Kolo. The Maoist-Stalinist planned economy (dominated by state-owned industry but undemocratically managed by a ruling bureaucracy), which began to crumble in the 1970s, no longer exists. Whatever state intervention there is, there will be no return to the Stalinist planned economy, which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class relations of a past era. The destruction in recent years of the social gains of the masses based on the planned economy – the ‘iron rice bowl’ (security of employment) and education, health and welfare provisions provided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village communes – is a counter-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that has had a devastating effect on workers and peasant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state – the CCP and the state apparatus – from Deng Xiaoping to Hu Jintao has fostere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forces and sought to integrate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The leadership, recognising the failure of bureaucratic planning, has sought to develop a new social-economic base for its rule.
在更详细地就他的观点争论之前以及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们将努力勾画出那里是我们认同文森特的和那里是我们不同意文森特的。毛派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由国有工业主导的，但却由处于统治地位的官僚进行非民主管理的）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崩溃，已不复存在。无论是否存在国家干预，也不会再恢复到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了，这个计划经济体制是建立在过去时代的国际阶级关系的基础上的。最近几年里，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群众取得的社会成果的丧失-国有企业和村镇公社所提供的'铁饭碗' （就业保障）和教育，卫生和福利的丧失-是一个反革命性的演变，对工人和农民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中国国家领导层-中共及其国家机器-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促进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并设法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该领导层承认官僚计划经济的失败，寻求发展它的统治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基础。
The growth of the capitalist market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intensified, super-exploitation of the majority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in both private and state-owned companies) and a grotesque widening of inequality. The growth of market relations has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a tiny stratum of capitalist billionaires and a wider layer of wealthy capitalists. The Chinese regime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sive in the world and uses its massive apparatus to suppress all forms of opposition organisation, activity and discussion.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destruction of the social gains of the planned economy is virtually complete and China is heading in the direction of a ‘full’ capitalist economy.
资本主义市场的增长一直伴随着对大多数工人和农民（在私营和国有企业）强化的超剥削和不平等的异常地扩大。市场关系的增长导致出现了很小的作为亿万富翁的资本家阶层和更大的富裕的资本家阶层。中国政权是世界上最为具有镇压性的政权之一而且使用其庞大的国家机器来禁止一切形式的反对派组织，活动和讨论。对计划经济的社会成果的反革命破坏事实上已完成而且中国正在朝着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向而去。
We reject any claim by the regime (or its apologists) that they are developing the market – capitalist relations – in order to ‘strengthen socialism’, even in the limited sense of defending a state-planned economy. The regime no doubt fears a growing backlash against corruption, poverty wages, the growth of ine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But these social phenomena are the result of the policies they are pursuing. We judge the Chinese leaders by their deeds, not by the deceitful ‘socialist’ language they use in an attempt to legitimize their counter-revolutionary measures. We share the anger of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at the squanderring of the gains of the 1949 revolu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most predatory elements of capitalism.
我们反对该政权（或其辩护士）的任何主张认为即使在捍卫国家计划经济的有限的意义上，他们正在发展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毫无疑问该政权担心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腐败、底工资、不平等的增长和对环境的破坏。但是，这些社会现象是由于他们正在推行政策导致的。我们通过他们的行为而不是骗人的'社会主义'的语言来判断中国领导人，他们使用的这样的语言是企图合法化其反革命的措施。我们赞成中国工人和农民对毁弃1949年革命取得的成果而促进最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反革命表现出来的的愤怒。
There is also broad agreement with Vincent Kolo on the programme that should be adopted by Marxists in relation to China. We call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to be run under workers’ control and management, and for SOEs to be integrated in a plan of productio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workers’ government and managed by elected, democratic planning bodies. Large privately-owned firms should be nationalised – or re-nationalised – and also run democratically by workers as part of a planned economy. As internationalists, we also raise the issue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ese workers and workers in other countries with the aim of developing economic planning on an international level.
在与中国有关的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应采用的纲要上。我们和文森特也有着广泛的一致的地方。我们呼吁国有企业（SOEs）在工人的控制和管理下经营，以及将国有企业纳入在工人政府的指导下的计划生产并由选举出来的民主的计划经济机构来管理。大型民营企业应当国有化-或重新国有化-并作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由工人民主地运行。作为国际主义者，我们还提出带着在国际水平上发展经济计划的目的，中国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之间的国际合作的问题。
We agree that (as Vincent says), “A political – ‘anti-bureaucratic’ – revolution is no longer enough to raise the working class to power”. But we do not accept his assertion that, “Nor is it correct to say a new revolution will combine tasks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revolution…” There are indisputably important sections of industry and banking remaining under st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and a revolutionary overturn would entail placing them under workers’ control and management. A proletarian revolution would, of course, involve the overthrow of the present state and the expropri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capitalists. But the tasks facing the coming Chinese revolution, because of the remnants of Maoism-Stalinism, are in some ways more complex than in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and our revolutionary programme must reflect this reality.
我们认为， （如文森特所说） ， “政治上的-'反官僚' -革命不足以再使工人阶级获取权力”。但我们不接受他如下的说法， “说一场新的革命将结合政治和社会革命的任务是不正确地... ”无可争辩在中国，工业和银行业的重要部分仍处于国家所有和控制下，而且一个革命性的颠覆将需要对其进行工人的控制和管理。无产阶级革命，当然包括推翻目前的国家和中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的剥削。但由于残余的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在某些方面，将来的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要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复杂得多，我们的革命纲要必须反映这一现实。

展望（中国国家性质）

展望
Perspectives
“THE STATE SECTOR today”, writes Vincent, “is a lever for developing the capitalist economy”, providing a framework of basic industries and infrastructure. This is evidently true. The regime is carrying out, under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 the barbarous tasks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historically required as the basis for capitalist growth. There is a brutal process of forced urbanisation, as the poor peasantry are being driven from the land and are forced to seek low-paid work under atrocious conditions in the sweatshops and construction sites of the big cities. In the long run, if this development continues in an uninterrupted way, it would produce a ‘fully’ capitalist society. But this depends on perspectives.
文森特写道：“今天的国有部门是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杠杆” ，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提供了一个框架。这显然是正确的。该政权在当代国际条件下正在执行'原始积累'的野蛮任务，资本主义增长历史性基础性的需要。有一个强迫城市化的残酷的过程，贫穷的农民正在被赶出土地，被迫在血汗工厂和大城市的建筑工地的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寻求低工资的工作。从长远来看，如果这种发展以一个不间断的方式继续下去，这将产生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有待观察。



If there were to be a long period of rapid growth in the world capitalist economy (continuing, for instance, the record 5% per annum growth of 2002-07), accompanied by 10% a year growth in the Chinese economy, then China could, theoretically, move steadily towards a ‘fully’ capitalist economy. At a certain point, on that basis, a strengthened Chinese bourgeoisie would come into conflict with the ex-Stalinist Bonapartist state and attempt to take direct control of a Chinese capitalist society (though the bourgeoisie would be increasingly challenged by a strengthened working class). Given the current implosion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finance system and the beginnings of a world recession, that does not seem the most likely perspective.
如果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漫长的快速增长的时期（例如，2002-07年连续的以创记录的5 ％的年增长率增长），伴随着中国经济以每年10 ％增长率增长，那么中国理论上可能稳步迈向'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某个时刻，在此基础上，巩固了的中国资产阶级将与前斯大林主义波拿巴国家发生冲突并试图直接控制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资产阶级将越来越受到强大了的工人阶级的挑战） 。鉴于目前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爆裂，并开始了世界经济衰退，这似乎不是最有可能的前景。
If there is a prolonged world economic crisis, on the other hand, which would inevitably result in a serious downturn in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regime could be forced to intervene in the economy to prevent economic and social collapse, and head-off a revolutionary challenge from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The Chinese leaders have already taken note of the abrupt swing of the US government from free-market fundamentalism to state intervention and the nationalisation of fail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aced with the prospect of failed industries collapsing, it is likely that the Chinese state will intervene and take them over. Give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existing extent of state ownership, this is likely to be on a bigger scale than in the major capitalist states.

另一方面，如果世界经济危机长期化，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该政权可能会被迫干预经济，防止经济和社会崩溃，并制止来自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一种革命性的挑战。中国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国政府突然由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回转到对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进行国家干预和国有化。面对经营失败的产业崩溃的前景，中国国家很可能将进行干预并接管它们。鉴于中国国家的历史和国家所有制的现有程度，这可能以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更大的规模进行。
The Chinese regime (as with Bismarck, the tsarist autocracy, and other Bonapartist regimes in the past) faces the problem that, in ‘breeding’ a new capitalist class in China, it is also breeding a new working class. Already there is a high level of social protest and strikes, often brutally repressed by the regime. In coming years the Chinese workers will increasingly form independent trade unions and their own political parties. The advanced layer of workers will in the course of struggles prepare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and sweep away the capitalists, Chinese and foreign.
在中国政权（和俾斯麦、沙皇独裁政府以及过去的其他波拿巴政权一样）面临的问题是在中国“培育”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同时它也培育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已经有一个高水平的社会抗议和罢工，这些往往被该政权残酷镇压。在未来几年的中国工人将越来越多地形成独立工会和自己的政党。工人的先进的层将在斗争过程中准备推翻该政权和扫除中国和外国的资本家。
We cannot predict the timescale of such events. But we should not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China will automatically become a ‘fully’ capitalist society. In the coming years, events and the influence of Marxist ideas will give rise to a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iming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sweep away capitalism, and re-establish nationalised property relations and planned production – this time under the democratic control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linked to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for a world socialist economy.
我们无法预测这类事件的时间表。但是，我们不应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将自动成为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今后几年内，发生的事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力将产生革命性的行动旨在推翻该政权和扫除资本主义以便重新确立国有财产关系和计划生产-这次是在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下并与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国际前景连接起来。

继续-中国国家的性质（这些是草译，还待整理）

Method
方法
IN OUR VIEW, the possibility of swings by the Chinese regime between promoting accelerate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d state intervention to stabilise the economy is inherent in the contradictory, hybri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tate. This is why our method of analysis is important. In 1936, Leon Trotsky analysed the character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chapter 9: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situation wa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China today.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arxist method, Trotsky’s analysis of the Soviet Union of that period as a transitional or intermediate social formation is very relevant to our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China.
在我们看来，中国政权可能在加速推进资本主义发展和增加国家干预以稳定经济之间的摇摆具有内在固有的矛盾，既中国国家的混合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分析方法是很重要的。 1936年，托洛茨基在《革命的背叛》（第9章：苏联的社会关系）中分析苏联的性质。这种情况显然不同于今日的中国。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角度来看，，托洛茨基对那个期间苏联的分析，把苏联看作一个过渡或中间的社会形态，相应地，这个方法也是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分析方法。
Finished social categories, such as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wrote Trotsky, had to be abandoned in favour of “a more complete definition”, necessarily more “complicated and ponderous”. Trotsky summarised his analysis of the Soviet Union in nine points, summarising key features of the Soviet state and society, and posing several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for the fate of the Soviet state.
托洛茨基写道，不得不放弃完美的社会范畴，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有利于“更完整的解说” ，必然更加“复杂和沉重” 。托洛茨基在对苏联的分析中总结出了9点，总结了苏联国家和社会的主要特点并提到了作为苏联命运的几种可能性。

“Doctrinaires will doubtless not be satisfied with this hypothetical definition. They would like categorical formulae: yes-yes, and no-no. Sociological problems would certainly be simpler, if social phenomena had always a finished character. There is nothing more dangerous, however, than to throw out of reality, for the sake of logical completeness, elements which today violate your scheme and tomorrow may wholly overturn it. In our analysis, we have above all avoided doing violence to dynamic social formations which have had no precedent and have no analogies. The scientific task,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is not to give a finished definition to an unfinished process, but to follow all its stages, separate its progressive from its reactionary tendencies, expose their mutual relations, foresee possible variants of development, and find in this foresight a basis for action”.
“ 教条主义者无疑对这一假设的定义不会感到满意。他们喜欢绝对的公式：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如果社会现象总是具有最终的性质，那么社会学的问题肯定会更简单。没有什么比脱离现实更危险的了，为了合乎逻辑的完整性，今天和您的计划不一致的东西可能明天完全相反。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首先要避免对没有先例和没有相似物的动态的社会形态做出武断分析的作法。科学的任务，以及政治不能对一个未完成的过程给出完成的定义，而是循着其所有的阶段，把它的进步之处和它的反动倾向分离开，揭示其相互关系并预见到各种可能的演变以及在深谋远虑中找到行动根据。 “
In a notebook written in the 1930s, Trotsky made a further general comment that is extremely relevant to any discussion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tate today: “Some objects [phenomena] are confined easily within boundaries according to logical classification, others present [us with] difficulties: they can be put here or there, but within a stricter relationship – nowhere. While provoking the indignation of systematisers, such transitional forms are exceptionally interesting to dialecticians, for they smash the limited boundaries of classification, revealing the real connections and consecutiveness of a living process”. (Trotsky’s Notebooks 1933-1935: Writings on Lenin, Dialectics, and Evolutionism, edited by Philip Pomper,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1930年代写的一本笔记本中，托洛茨基作出了进一步的一般性评论，该评论与对今天中国性质的任何讨论非常有关的： “按照逻辑分类，有些对象[现象]边界清晰易于界定，其他却给我们带来困难：他们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但处在一个严格的关系中-到处都无。虽然激起系统主义者的愤慨，这种过渡形式对辨证家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他们打破分类的边界限制，揭示了活生生的过程的真实的连接和连续性 “ 。 （1933年至1935年托洛茨基的笔记：关于列宁的著作，辩证法和进化论，Philip Pomper编辑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86年）
We believe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is also a process without precedent and that we have to ‘follow all stages’. Our analysis may appear more ‘complicated and ponderous’ than the simple assertion that China is now a ‘fully’ capitalist state.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in our view, to take account of the contradictory features of the transition and “foresee possible variants of developments, and find in this foresight a basis for action”.
我们相信中国的变化也是没有先例的过程，我们必须追踪所有阶段。我们的分析可能会显得比简单地断言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复杂和笨重'。然而，它是必要的，我们认为，考虑到过渡的矛盾的特点和“预见到演变的多种可能性并在深谋远虑中找到行动的根据。”
The role of the Bonapartist state
LINKED TO THE question of method is the issue of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particular the autonomous role that can be played –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 by a Bonapartist state consisting of a powerful apparatus and army, together with a powerful ruling party, in the case of China. Vincent, in our view, does not take sufficient account of the role of the ex-Stalinist, Bonapartist state in steering the transition in China.
波拿巴国家的作用

与方法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国家作用的问题，特别是由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军队以及一个强大的执政党组成的波拿巴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内-可发挥的自发的作用。在我们看来，就中国而言，文森特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前斯大林主义者波拿巴国家在指导国家过渡上所发挥的作用。
“The class character of any social organism, regime, or party”, writes Vincent, “is determined by the class interests it serves – its social base”. As a general proposition, this is correct. But it is not sufficient for analysing the situation in China. The Chinese regime has abandoned defence of nationalised property and the planned economy, historically progressiv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i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relations. But the situation in China is conditioned by the past development of the Maoist-Stalinist system after 1949. While defending the planned economy, the state wa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not subject to democratic checks by the working class. Now the regime has turned to a pro-capitalist, counter-revolutionary course. This undoubtedly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an emerging Chinese capitalist class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But it would be too simplistic, at this stage, to say that the regime is simply the repressive agent or servant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The Chinese state, a product of Maoism-Stalinism, has a large degree of autonomy in fostering and ste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while striving to preserve its own power.

文森特写道“任何社会有机体，政权，或政党的阶级性质是由它所服务的阶级利益决定的” 。一般来说，这是正确的。但它在分析中国的情况上是不够的。中国政权已放弃捍卫具有历史进步性的生产关系的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而促进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但中国的情况是以过去1949年之后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发展的为条件的。虽然当时的国家捍卫计划经济，但国家是相对独立的，不受制于由工人阶级监督的民主的。现在，这一制度已转向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的路线。这无疑有利于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但是，如果在这一阶段说该政权完全是镇压的代理人或中国资产阶级的仆人就过于简单化了。中国这个国家是毛泽东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在促进和指导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努力维护自己的权力上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

There are analogies for this development in the writings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where they show that,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a state power balancing between social classes (a ‘Bonapartist’ state) can play an autonomous role in spons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industry and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capitalist class. In Germany during the 1870s, for instance, Otto von Bismarck – based on the Prussian monarchist state, the army elite and the Junker landlords –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forces as the necessary basis for German imperialism’s increased military and economic power.
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对这种演变有类似的分析，他们在那里表明，在特定情况下，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国家权力（波拿巴国家）可以发挥作用以帮助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促进资产阶级的发展。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例如，奥托•冯•俾斯麦-基于普鲁士君主国家，军队精英和容克地主-促进了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并使该发展成为德国帝国主义增加其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必要基础。

Another example is the Russian tsarist state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Based on archaic feudal landlordism, some tsarist leaders recognised that to survive as a military power they had to develop industry (especially railways and armaments). After the Crimean war (1853-56), Engels wrote, the Russian government “set about breeding a Russian capitalist class”. (The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n Tsarism, 1890,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7) The tsarist state remained a powerful force in Russian society until the crisi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its overthrow by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1917. Like Bismarck, the tsarist state in breeding a capitalist class also bred a small, but powerful, working class.
另一个例子是19世纪下半叶的沙俄国家。基于陈旧的封建地主所有制 ，一些沙皇领导人认识到，为了作为军事大国而存在，他们必须发展工业（特别是铁路和军备） 。恩格斯写道，克里米亚战争（ 1853至1856年）后 ，俄罗斯政府着手“培育俄罗斯资产阶级” 。 （沙俄的对外政策， 189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沙皇国家在俄罗斯社会保留着强大的力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下被推翻。和俾斯麦一样，培育资本家阶级的沙皇国家也孕育了规模不大但强有力的工人阶级。
In China, the former Maoist-Stalinist state has used its massive power to ‘breed’ a Chinese capitalist class. The regime has adapted the state (the party, the army and the apparatus) to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But the state retains considerable power, while the new capitalist forces are, at this stage, an emergent social class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在中国，前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国家利用其强大的权力'培育了'中国资产阶级。该政权已使国家（党，军队和国家机器）适应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但是，国家保留了相当大的权力，而在这一阶段新的资本主义势力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处在形成过程中。
The burgeoning capitalist elements are very diverse, ranging from small family businesses to the owners of giant corporations. At this stage, they lack social cohesion and, as yet, have not developed any independent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Many of the capitalists are ex-bureaucrats or state-sector bosses, and retain close link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the apparatus. They are mostly quite content to allow the state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growth of capitalist business, and provide ‘social stability’, that is, to protect them from resistance and mass protest by workers and peasants. At this stage, there is no threat to the regime’s absolute political power from the emergent capitalist class.

新兴的资本主义的要素是非常多样的，从小型家族企业到大公司的业主。在这个阶段，他们缺乏社会凝聚力，迄今为止，还没有发展出任何独立的政治代表。许多资本家是前官员或国有部门的老板，并与中国共产党（中共）和国家机器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大多相当地满意于用国家的力量来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生长创造条件并提供'社会稳定'的环境 ，也就是保护他们免受工人和农民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的影响。在这个阶段，没有来自这个新兴资产阶级的对该政权的绝对的政治权力的威胁。

新译文章《中国的国家性质》的部分（待全部译玩后校对整理）

The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tate
Socialism Today’s China debate continues with a reply by LYNN WALSH to’s article, China’s Capitalist Counter-Revolution (Socialism Today No.114). In that article, Vincent argues that, 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China is now a fully-fledged capitalist economy. Is it that clear cut?
中国的国家性质
当今社会主义关于中国性质的争论通过林恩•沃尔什（LYNN WALSH）对文森特•卡洛（Vincent Kolo）的文章《中国的资本主义反革命（114号当今社会主义）》的答辩继续着。在那篇文章中，文森特认为，从所有意图和目的看，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确定无疑吗？
DEVELOPMENTS IN CHINA are of crucial importance to socialists everywhere. The Chinese economy is now a major compon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With its increased economic and strategic weight, China is now a key player in relations between the major world power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China – the fate of the regime and struggles of the massive Chinese working class and poor peasantry – are of enormous significance internationally. At the same time, there has, not surprisingly, been a debate about the complex transition from a Maoist-Stalinist planned economy and the current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tate.

对各处的社会主义者而言，中国的演变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经济现在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它的经济和战略性力量的增长，中国现在在世界主要大国关系之间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中国的政治演变-政权的命运和中国工人阶级和贫困农民的大规模斗争-在国际上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对于从毛泽东斯大林主义的计划经济到具有当前的特色的中国的复杂转变的争论也并不奇怪了。
In his article (www.socialismtoday.org/114/china), Vincent argued, in essence, that China is now a fully capitalist state. “The top echelons of the Chinese state… are now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In our view – the view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WI – Vincent’s characterization is too categorical. The direction of travel of the Chinese state is clear enough, from the former Maoist-Stalinist planned economy, based on nationalised property, towards a capitalist economy. But, however powerful the locomotive, the train has not yet arrived at its destination. It is premature to declare: “Capitalism, of a peculiar Chinese type, has been restored”.
在他的文章（ www.socialismtoday.org/114/china ）中 ，文森特说，在本质上，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现在的高层已完全融入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中” 。在我们看来-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领导们的观点-文森特的描述是过于绝对。中国国家的走向是很清晰的，由基于国有所有制上的前毛派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无论火车头有多么强大，火车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宣布：“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已经复辟” 是有些太早了 。
Although there are powerful and rapidly growing capitalist forces in China, the Chinese state is still a hybrid, combining remaining state-owned industries with ‘state capitalist’ enterprises (state-owned companies run on a more or less market basis) and with new elements of private capitalism (ranging from millions of individual businesses to giant Chinese and foreign corporations). The transition is not, in our view, complete and may not develop in a straight line. There can be significant twists and turns in the situation. It cannot be ruled out that, in the coming period of world economic crisis, the state will once again take over privately-owned corporations and some previously privatised companies threatened with collapse.
虽然在中国有强大的和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势力，中国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混合物，混合着具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在或多或少的市场的基础上运行的国有企业）性质的剩余的国有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从数以百万计的私营企业到大型的中国和外国公司）性质的新成分。在我们看来，转型还没有完成，也不会直线地发展演变。可能会出现曲折的局势。不能排除，在世界经济危机的今后一段时期里，国家将再次接管私人拥有的公司和一些濒临崩溃的曾经私有化的公司。
We believe that this debate is important and we welcome Vincent Kolo’s contribution. But, it may be asked, if both Vincent and ourselves agree that there is no longer a state-planned economy and that China is heading in a capitalist direction, is there a real difference? We believe there are important issues involved in this debate.

我们认为这场辩论是重要的，我们欢迎文森特投稿。但是，可能会问文森特和我们自己双方是否会同意在中国不可能重新出现国家计划经济，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这里有一个真正的区别吗？我们认为在本次辩论中有一些重要的问题。
First, there is the issue of method. Marxists should strive to analyse social phenomena (in this case, the changing Chinese state) in a rounded-out, scientific manner, not attempting to fit new developments into old stereotypes.
首先是方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努力以科学方式全面地分析社会现象（在这里是，中国国家的改变）而不是试图把新的发展状况纳入陈旧观念中。

A second issue, related to method, is the autonomous role that can be played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by a powerful Bonapartist state (particularly an ex-Maoist-Stalinist state) in directing a social transformation from above.
第二个问题，与方法有关，是在一个强有力的波拿巴国家（特别是前毛派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特定条件下在自上而下地领导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的独立的角色的问题。
Third, there are issues of perspectives. It would be a mistake, in our view, to base ourselves on a single perspective that China will develop on purely capitalist lines, uninterrupted by turns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regime. The advanced layers of the Chinese workers, in our view, have to be politically prepared for several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particular, they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the possibility that, faced with a deep economic crisis and a mass upsurge which threatens its survival, the regime will revert to much greater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including taking over failing companies, in an attempt to defuse a potentially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第三，是一些展望的问题。在我们看来，立足于单一的角度认为中国将确立纯粹的资本主义路线而不会被其政权的转向而干扰将是错误的。在我们看来，中国工人的先进阶层，在政治上必须为几种不同的发展可能性做好准备。他们特别需要为如下可能性做好准备，面临着一个深刻的经济危机和威胁该政权生存的大规模斗争的升级，该政权将转向更大的对经济的干预，包括接管经营失败的公司来化解潜在的革命形势。

我译综观2008年的材料

综观2008年的材料

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工业减速和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破裂预示着深刻的危机的开始。

本文应与以前的综观2007年的文章 ——中国处于十字路口一并阅读。在该文章中概述了未来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重要特点，因此在此不赘述了。

对整个世界尤其是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并导致华尔街金融垮台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一个开创性的时刻。现在很少有人谈论经济“脱钩”或怀疑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和俄罗斯将被拖入全球经济漩涡。在这个阶段，唯一的未知因素是危机的深度和持续时间及期限。

2008年，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处在工业经济放缓的第一阶段。所有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正在向下修正。在2006-07年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8 ％ 后，预测2008年的增长在9%至9.6 ％之间 ，下一年为8％至9 ％。

来自在香港的瑞士信贷集团的陶东警告说：“在一个社会里，每年新的求职者超过新增非农就业岗位达2000万人，甚至经济增长下降到百分之八就等于衰退。”他告诉彭博新闻说“低于百分之九将使当局很紧张 ”。

闭幕式后的几个星期里，中国伟大的奥运时刻已经逐渐成为历史。取代欢呼的人群的是越来越多的愤怒的农民、学生和处于困境中的农民工和荡产的股民。导致超过13000名婴儿住院并致死4个婴儿的有毒牛奶丑闻是中国社会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写照'。涉及20多家公司包括食品行业中非常大的公司的这个丑闻是几乎完全缺乏管制的结果。2005年政府决定免除超过2100家的公司在食品和乳制品业的管制措施，由它们自己的标准来认定就足够了。由于缺乏控制，乳品行业的中间商通过增加工业化学品三聚氰胺的措施来提高原料奶的蛋白质水平。于事无补的是当局命令新闻界奥运会期间“所有的食品安全问题是禁地”。 奥运会开幕6天前省级领导人（河北）知道了污染问题。然后采取行动可以拯救生命和减少无尽的痛苦。丑闻中心地的几家公司在中国和外国的股票市场上上市而且奶制品行业在短短几年中从几乎是零爆发成为具有200亿美元的产业。受害的孩子们的家长开始组织起来在互联网上发贴表达他们的要求并联系律师活动家，期待着起诉乳品公司。
仅2008年9月4日一天里，在三个省-河南，湖南和浙江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合起来有10 0000人走上街头，和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说“在中国，社会动乱是常见的，但很少达到这个规模”。这些抗议从学校学生（河南申邱县）抗议房地产开发商夺取他们的学校体育场到在14岁的工人遭受了严重事故后10000名农民工和当地居民（浙江宁波）包围工厂。中共展望杂志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 '群体性事件'曲线呈继续上升的状态，2006年记录达惊人的90000次抗议-几乎每天都有2 50起！这是2003年5.8万起、2004年7.4万、2005年8.7万后又一次增加。尽管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令人眼花缭乱，这些数字指明了深刻的社会弊病。

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文云超说“谁说今天的中国是和谐的，我将抽他 ”。 “随着社会不稳定的问题的增加示威数增长着。”

在蓬勃发展的城市厦门，上海和重庆，数千人参加了针对环境有害的建设项目的非法街头游行。2007年几千名退伍军人至少在三个城市暴乱以抗议待遇不公，非官方退伍军人网站上大量地报告这些事件。在过去，兵役意味这国有企业保证有工作，但现在不再适用，这是对工人和农民以前权益饿许多攻击之一。
仅在中国南部的珠江三角洲，罢工和工厂停工持续不断的，而且每天都在发生涉及1000个或更多的工人的停工。大多数的这些斗争因为新闻封锁而未见于报道。通常管理人员，政府官员和安全部队严厉地处理他们。中国目前有170万警察部队， 100多万武警（PAP）和2百万武装部队。在最近几年新开设了3 0000个新派出所。1989年群众运动后，由于正规军表现出不愿意出动镇压，PAP得到了增强。部署在西藏和新疆的'反恐'力量中，武警是该政权主要的镇压工具。
学生动乱也有所增加，一个仍困扰政权的1989年记忆的不祥预兆。89年运动是由全面地对通货膨胀，腐败的不满以及实现基本民主权利的愿望引起的-这些都是目前的局势的特征。政府在当前的五年计划（ 2006-2010年）的期限中设定的公共就业水平最高限度为650万，造成严重的大学毕业生失业。2007年413万毕业生中12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在2008年更有150万大学毕业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中国已经发生一系列重大灾害：四川地震（ 8.7万人死亡或失踪） ，中国许多地区出现极其寒冷的冬天的，随后是半世纪里最严重的夏季降雨。这些事件使一部分人口带有政治色彩并质疑政府的作用。经济学家的评论说：“四川地震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潜在的不满者 ”。

在对地震最初的反应中，国家处在震惊中，22日温家宝在国家电视台含泪的表现使他得到了广泛阶层的爱戴，并作为官方关怀的一个例子'。但是地震五个月之后，四川的省级政府抱怨它只收到承诺的用于重建四分之一的钱，需要更多的1800亿美元。全省将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恢复到地震前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的水平，意味着困难，失业和数以百万计人口只能住临时住房。‘豆腐渣学校’ 在世界各地传开。中国电影导演潘剑林一部“谁杀了我们的孩子？”的纪录片中反映了这个问题，导演说“这些建筑的质量槽糕透了 ”。
甚至由于地方服务的衰减、国有资产被盗，贪污腐败，滥用权力，镇压，以及一大堆其他罪行已成为家常，低级别的中共机器也遭到了群众越来越多指责，高层领导人基本上屏蔽于大众批评之外。

在2008年，民政的剧变成功地迫使中央政府纪律处分和牺牲一些地方大员 。贵州省“6.28” 瓮安事件就是一例，为期两天达50000名的观众围攻派出所和摧毁数十辆车辆。北京迅速解除当地警察局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同样，在有毒牛奶丑闻中，负责全国产品质量和安全的局长和产生丑闻的中心城市的石家庄的党委书记的职务也被解除。在山西省，仅几周前，在一个非法煤矿场的泥石流导致271人死亡，省长孟学农辞职，毫无疑问，上面'说服'了他。孟立即被称为“中国最倒霉的官员” -在2 003年，他因为在处理SARS爆发事件的不当而被解除北京市市长的职务。
通过牺牲腐败或无能的官员，北京希望赢得时间和在危机扩大之前化解危机，但这是以鼓励其他人在将来走上斗争之路为代价的，并进一步削弱了党的国家机器。

在他的书《向农民道歉》中，山西省白蜀县（音译）前副党委书记马英卢（音译）正确地描述了作为保护中共政权内在核心的“防火墙”的中国政府的五个层次。在2003年他写道：“今天，中央领导仍安全， ” “但较低层次的防火墙[即村和乡镇的政府]已经完全瘫痪，中间层[即省级]防火墙处于危险之中。“
中国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一直因它有能力保持不可阻挡的经济增长而得到护卫。但是，这北京政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王牌' ，现在也受到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其自身的内部矛盾威胁。由于消费市场的不足和非常过剩的生产能力，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而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私人债务的积累在一定时期里给这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提供了一条出路，中国有限的国内市场被前所未有的资本投资和出口部门的快速扩张'克服'了。
随着美国次级债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作为常常具有浪费性的和高度投机性的巨额投资的结果的中国自身的危机才刚刚开始。在中国由于在经济领域巨大的国家支持的信用发挥着作用，这一过程很可能被拖延，但这只是一个时间和程度的问题而不是趋势的问题。
在全国范围内，2008年上半年，约67000家中小型企业倒闭，大约20万人因此失去工作。受害最严重的地区是最为融入全球经济的比较富裕的和更为工业化的沿海省份，例如根据香港工业联合会的消息，世界500强最大公司中有176家在那里有基地的广东正在经历“20年来最恶劣的状况 ”。 自2007年年底广东省一半以上的制鞋企业（超过2200家工厂）已经关闭或搬迁。现在纺织部门的利润正大大地减少至大约营业额的百分之一点五，而且广东省的政府报告说，与2007年同期相比，2008年上半年服装和配件的销售几乎下降了三分之一。
由于货币升值，原材料成本上升和因劳动力短缺而被迫放弃声名狼藉的他们低工资，出口商已经遭到挤压。较新的低工资竞争对手，如越南和孟加拉，以及中国的贫穷省份，甚至东欧和墨西哥，正在资本主义'恶性竞争'中获得优势。
作为珠江三角洲一个出口业大市的东莞市的市领导谈到了当地经济“萧条”。 2008年市政府发起了两项救助资金以支持受到出口衰退打击的中小型企业。在作为世界第四繁忙的港口的深圳港口，“出口危机”是显而易见的，该港口的货运量的增长已经放慢，只有去年水平的一半。业内分析人士预测严重依赖于中国的全球集装箱航运业将遭到 “普遍的下半年的损失”，这发生在世界经济和作为重要市场的美国，欧盟和日本正式进入衰退之前。
其他沿海出口省份，如浙江，江苏，山东和福建也苦不堪言。浙江省的外贸研究中心主任描述那里的局势是“灾难性的” 。省内公司五分之一-超过10000公司-2 0 08年的损失总额已达三百六十亿元（5 3 亿美元） 。省政府介入拯救由于其出口的缝纫机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因而无力偿还其债权人近10亿元（一亿四千六百万美元）的债务而濒临破产的有5000名员工的飞跃集团）。正如在东莞和其他地区一样，政府下令延期来自当地银行的贷款以使公司继续生存下去。
目前的危机极不可能的只限于出口部门。2008年整个经济中投资速度已经放缓至5年来的最低水平。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和利润率的下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种低迷也已开始影响到作为长达10年的建设热潮的支柱的钢铁行业，住宅建筑如饥似渴地吸收了约百分之二十的钢铁需求。该研究公司特钢宣布中国的钢铁工业自2008年中旬以来价格下降多达百分之二十而处在“衰退”中 。

在一项行业调查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哀叹这样的事实，即“由地方政府启动的大多数钢铁项目未经中央的批准” 。该委员会过去在毛派斯大林计划经济时期是中国的计划机构。这份声明强调了时代已经大大地改变。评论家们很早就预测了中国的钢铁工业合并的破坏性时代的到来。
发电产业有着类似的情况。正如中国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指出： “中国已建立这么多的发电厂以至于有些地区现在能力过剩。但是投入到将更有效地利用发电能力的国家电网的建设资金却已滞后。 “ [华尔街日报， 08年9月30日]
一个行业跟着一个行业中出现了同样的图景：没有规划，激烈的地区性竞争，长期过度投资和浪费。这也表现在最现代的电信行业。2008年8月国家审计署报告说2002年至2006年超过11200亿元（1640美元）用于建设电信公司的基本设施，但只有三分之一的电信电缆安装使用。前中国联通总裁杨贤足说“电信方面的投资性浪费可建几个三峡大坝” ，三峡大坝指建在长江上的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
中国的股市泡沫自2007年10月达峰值以来已经破裂。这是2008年世界上50家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中表现的最差的。实际上，2005年当一系列重大的国有企业被推向市场以来所有的投机性收益已被抹去。1.36亿股民（ '投资者' ）被诱骗到股市中，百分之七十的股民的年收入低于10000美元，自2007年10月以来，在12个月里他们平均损失了三分之二的资金。
虽然他们不到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因此股市下跌的“负财富效应” 比起在西方来说较为有限，对中国统治者来说，这些荡产的股民是重要的阶层。这是中共的主要社会基础-城市中产阶级-而且希望依赖这个阶层的消费来把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有能力购买所有那些汽车和平板电视这个阶层是完全破产了？
作者威利林评论道：“有迹象表明，党的领导层最担心的一场恶梦可能会比预期的更早发生：中产阶级成员加入'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如农民和工人举行抗议，甚至暴乱，以发泄他们的不满”。
婚姻破裂，自杀和心理疾病所有这些都是市场附带后果的表现。在一些地区，如陕西省，在2008年春季，投资者聚众闹事，并包围了当地的股票经纪处。官方的这种下降是“对市场经济来说是正常的” 声明已激怒了许多人。网民已经张贴愤怒的评论，如： “即使是资本主义美国也通过干预以挽救其市场，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做同样的事呢？ ”

然而股市的崩溃正在迅速升级为更大和更严重的金融泡沫。虽然官方统计数字给予的印象是楼价总体而言仍在上升，而事实上看情况不是如此。在北京，上海，杭州，宁波，海口，而且在内陆城市如成都，武汉，南宁，西安，兰州，乌鲁木齐，房屋价格正在下降。所有这些城市在2007年经历了投机性增长。现在一些地区报告的价格下降了百分之十到四十之间而且房地产公司已经开始了价格战。
正如工业领域一样，许多地方的房地产市场遭受极端过剩之苦。深圳市土地和房管局的报告说，按目前的销售价格，深圳的开发商将花超过10年的时间才能出售完现有的所有房屋存量。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购物商场，准备靠消费猛增来赚钱，但并没有实现。东莞市南中国购物中心是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但只租出不到百分之十的店面。三分之一的北京写字楼空置的。当然，在现实中，不是有“太多的”建筑，在中国为普通百姓的住房严重短缺。但是，利润制度是无法解决这一矛盾的。
在中国大多数人欢迎房价的下跌。目前百分之七十的城市居民买不起新的公寓。据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在中国一所公寓的平均价格约平均每年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3倍，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3至6倍。当然，虽然1984年时在旧的国家控制制度下的住房的质量往往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但中国的平均租金只是家庭收入的百分之一。
但是，当金融泡沫展开，他们往往趋向一个恶性循环，即价格下降，面临损失的投机者抛售资产以获得现金，随后空房的存量增加，造成价格进一步下跌。这对更广的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大大降低随后的投资水平，信贷条件普遍收紧（ “信贷紧缩” ）以及坏帐急剧上升威胁到银行业的稳定。当然，银行面临倒闭的威胁，中国政权将尝试保尔森式救助。不同于美国政府的是，他们有相当的可支配的储备。中国的未偿债务水平相当于GDP的15.7%，是低的。它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接近2万亿美元的价值，虽然这些储备有很大一部分有力地'植入'以支撑美元的价值，防止全球货币体系的崩溃。

中国的房地产业（即投机）已经占了最近几年所有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以上，可能多达一半。据一些调查，价格需要下跌百分之五十才能恢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此基础上，摆在面前的是不良贷款发生爆炸。据官方统计，今天中国银行系统的该级别的不良贷款达6000亿美元，但实际数字可能达到11000亿美元（相当于一半以上的中国的外汇储备） 。大约四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这高于日本在1990年代初的水平。
因此，中国可能会步入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相似地步。这十年中间，超过三分之二的日本公司没有利润，只能通过银行更多的信贷以维持生命的延续。这就是所谓的“僵尸经济” 。银行背后站着中央银行和政府，其公共债务比率由经合组织中最低水平国转变为最高水平的国家之一。然而，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今天的美国，欧洲和亚洲新兴经济体持续增长给日本的资本主义提供了部分的出路。中国目前的问题发生在非常不利的全球危机关头。
未来的危机将迎来中国复杂的国内政治的一个新的时期。它标志着1989年时代的结束。较富裕的沿海区域是首先遭到危机打击的，并可能会遭到最严重的打击。这将是现在形势的一个逆转，以往这些省份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长是以内陆省份为代价的。在资源上的权力斗争以形成国家政策将变得更加激烈。共产党两个主要派别之间的'上海帮' （它的主要基地是沿海省份）和胡锦涛的' 团派 '内很好的平衡将动摇。大幅经济衰退可能公开党内严重的分裂。正如中共早期阶段，对抗的派系可以通过走上街头扩大他们背后的舆论支持。经济冲突也将加剧。
“没有'中国市场'这么回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市场的拼凑物，它作为一个民族结合在一起，但因治理上的差别、通讯的困难、区域竞争和落后的基础设施而分离。 “这是来自科技顾问组的一个准确的描述。 [中国的市场， Cambashi有限公司， 2005 ]

经济衰退对一些地区的打击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话，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将增强。
面对出口下降，沿海省份的比较现代的工厂的将把它们的市场目标转向其他省份，并要求中央政府出台政策以给予便利。较穷的省份的弱势产业将尽最大努力阻止这一点。结果可能出现高涨的地区主义和省际争夺，这将不可避免地通向北京。威利林使用术语“军阀”来形容省级领导人，说明多年来他们已就一系列重要问题成功地抗拒中央政府的政策。
今后一段时期将看到为抵制经济危机影响而爆发的大规模斗争和第一次独立的工人运动的'绿芽'。它也标志着出现如20世纪90年代危机期间在台湾、香港和其他东亚地区那样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为了避免这样的发展，中共某些阶层想要重新启动陷入僵局的争取'政治改革'的进程。北京中央党校的研究人员报告认为这项工作是“当务之急” 。但是，本报告主张的改变是要加强法制和使媒体更自由，而不是独立组织，成立政党，还有选举的权利。
在中共高层中有一种对任何真正的对党的控制的开放或放松的病态的恐惧，担心这将打开大规模的不满闸门。相反，一些有限的地方实验已经付之实行。例如，深圳市已表示将在党的结构内推出多个候选人选举，这有可能扩大到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然而，'民主'的问题，尤其以其模糊的形式，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被集团、地区或个人所用作为斗争的一部分以获得让步或改变政府的政策的方向。这可能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共鸣并引发一场远远超出其发出者的设想的运动。
自1989年以来二十年内，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所有大经济体中的最快的速度，一直是中共政权的重要的支柱。这种所谓的'奇迹'已经几乎成为保护统治集团的神奇的力量，给人经济永远不会衰退的感觉 。国内和国外资本家迎合这个政权并允许中共在城市中产阶级中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基础。3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已达到年均百分之九点六的速度，使得40岁以下的中国人认为这是'常态' 。这至少是中共统治集团内具有相对凝聚力的基础-没有了1989年前所具有的很多不稳定的公开分裂的特征。因此在世界上很少政权会因正在展开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而失去更多。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急迫的事是发起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的新的战斗的劳工运动来应付危机。
Perspectives material 2008
Industrial slowdown and the implosion of the US capitalist model signal the onset of a deep crisis for China’s rulers
[This document should be read together with the previous document, Perspectives 2007 –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com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crisis are outlined in that document and are therefore not repeated in this material].
The debt crisis of US capitalism, which produced the Wall Street financial meltdown, represents a seminal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with huge effects for the whole world, not least China. Few people now speak about economic “decoupling” or doubt that China, and other major emerging economies such as India and Russia, will be drawn into the global economic maelstrom. The depth of the crisis, its timing, duration, these are the only unknowns at this stage.
In 2008, it became clear China was in the first stages of an industrial slowdown. All forecasts for economic growth are being revised downwards. After achieving GDP growth of 11.8% in 2006-07, predictions for 2008 range between 9 to 9.6%, and 8 to 9% for the following year.
“In a society where the number of new job-seekers each year exceeds the number of jobs created by 20 million, a decline in economic growth to even 8 percent would be tantamount to a recession,” warned Tao Dong, from Credit Suisse AG in Hong Kong. Anything “below 9 percent would make the authorities quite nervous,” he told Bloomberg News.
Within a few weeks of the closing ceremony, China’s great Olympic moment had faded into history. In place of the cheering crowds are growing numbers of angry farmers and students, embattled migrant workers and ruined stock market investors. The toxic milk scandal that hospitalised more than 13,000 babies, killing four, was a shocking ‘reality check’ for Chinese society. This scandal, involving more than 20 companies including the very largest in the food sector, was the result of almost complete deregulation. The government decided in 2005 to exempt more than 2,100 companies in the food and dairy industry from regulatory controls, judging their own standards to be adequate. In the absence of controls, dairy industry middlemen took to adding the industrial chemical melamine to boost the protein level of raw milk. Matters were not helped by the regime’s orders to the press that “all food safety issues are off-limits”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Olympics. Provincial-level leaders (in Hebei) knew of the contamination problem six days before the Olympic Games opened. Action then could have saved lives and untold suffering. Several of the companies at the centre of the scandal are listed on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stock markets, and the dairy sector has exploded from almost nothing to a $20 billion industry in a few short years. Parents of contaminated children began to organise, posting their demands on the internet, contacting activist lawyers, and looking to sue the dairy companies.
On just one day, 4 September 2008, mass protests erupted in three provinces – Henan, Hunan and Zhejiang – drawing a combined 100,000 onto the streets, leading to clashes with security forces. “Social unrest is common in China, but rarely on this scale,” commented the BBC. These protests ranged from school students (Shenqiu county, Henan) protesting the seizure of their school sports fields by property developers, to 10,000 migrant workers and local citizens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besieging a factory after one 14-year old worker suffered a serious accident. The CCP journal Outlook published statistics showing that the curve of ‘mass incidents’ continues to rise, with a staggering 90,000 protests recorded in 2006 – almost 250 every day! This was an increase from 87,000 in 2005, 74,000 in 2004, and 58,000 in 2003. These figures point to a deep malaise in society despite the dazzling GDP figures.
“I will slap anyone who says today’s China is harmonious,” remarked Wen Yunchao, a columnist for the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The amount of demonstrations is growing as social issues of instability are increasing.”
In booming cities like Xiamen, Shanghai and Chongqing, thousands have taken part in illegal street marches against environmentally harmful construction projects. Several thousand demobilized soldiers rioted in at least three cities in 2007 against the terms of their discharge, giving rise to reports of vast unofficial networks of retired soldiers. In the past, military service led to a guaranteed job at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but this no longer applies, one of many attacks on the former right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In southern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 alone, strikes and factory flare-ups are continual, with a stoppage involving 1,000 workers or more occurring every day. The majority of these struggles go unreported due to state censorship. Often, they are dealt with harshly by managers, officials and security forces. China currently has 1.7 million in its police force, 1 million paramilitary police (PAP) and 2 million in the armed forces. 30,000 new police stations have been opened in recent years. The PAP was beefed up after the mass movement of 1989, as the army showed a reluctance to be used. Deployed in Tibet and Xinjiang on ‘anti-terror’ missions, the PAP is the main repressive tool of the regime.
Student unrest is also on the rise, an ominous portent for a regime still haunted by the memory of 1989. That movement was fuelled by general discontent over inflation, corruption, and the desire for basic democratic rights – all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government has capped civil service employment at the level of 6.5 million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current (2006-10) Five Year Plan, resulting in serious unemployment among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2007, 1.2 million out of a total 4.13 million graduates failed to find jobs, and a further 1.5 million graduates face the same fate in 2008.
China has been hit by a series of major disasters: the Sichuan earthquake (87,000 people dead or missing), the coldest winter in many parts of China, and then the worst summer rains for half a century. These events have politicised a sec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raised major questions about the government’s role. “The Sichuan earthquake has created millions of potential malcontents,” commented The Economist.
During the initial earthquake response, with the nation in shock, Wen Jiabao’s tearful appearances on national television endeared him to a broad layer, as an example of a ‘caring official’. But five months after the quake, Sichuan’s provincial government was complaining it had only received one-quarter of the money promised for reconstruction, a further $180 billion is needed. The province will need several years to get back to the GDP levels achieved before the quake, spelling hardship, unemployment and makeshift housing for millions. The scandal of the ‘tofu schools’ is known throughout the world. Chinese film director, Pan Jianlin, has captured this issue in a documentary, Who Killed Our Children? “The quality of these buildings was terrible,” the director says.
Even as the lower echelons of the CCP apparatus are increasingly cursed by the masses as local services decay, state-owned property is stolen, corruption, abuse of power, repression, and a litany of other crimes have become the norm, the top leaders have largely been shielded from popular criticism.
In the course of 2008, popular upheavals succeeded in pressur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to disciplining and sacrificing some local satraps. This was the case in the “6/28” incident in Weng’an, in Guizhou province, where for two days crowds of up to 50,000 laid siege to the police station and destroyed dozens of vehicles. Beijing swiftly sacked the town’s police chief and party boss. Likewise, during the toxic milk scandal, the national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chief as well as the mayor and party boss in Shjiazhuang, the city at the centre of the scandal, were removed. In Shanxi province, just weeks earlier, a mudslide at an illegal coalmine dump killed 271 people and the provincial governor, Meng Xuenong, resigned, undoubtedly ‘persuaded’ from above. Meng instantly became known as the “unluckiest official in China” – in 2003 he was dismissed as Beijing’s mayor for mishandling the SARS outbreak.
By sacrificing corrupt or inept officials, Beijing hopes to win time and defuse crises before they grow, but this comes at the price of emboldening others to take the road of struggle in future, and of further undermining the party-state apparatus.
In his book, Apologise to the Peasantry, the former vice party secretary of Baishu County in Shanxi province, Ma Ying Lu, aptly described the five layers of government in China as “firewalls” protecting the inner core of the CCP regime. “Today the central leadership are still safe,” he wrote in 2003, “but the lower level firewalls [i.e. village and country governments] have totally collapsed, and middle layer [i.e. provincial] firewalls are in danger.”
China’s ruling party has been protected by its apparent ability to deliver unstoppable economic growth. But this too, the Beijing regime’s GDP ‘trump card’, is now threatened both from the global capitalist crisis and its own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The Chinese economic model, with an under-dimensioned consumer market and vastly over-dimensioned production base, is unsustainable. Whereas in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the accumulation of private debt offered a way out – for a period – from this basic capitalist contradiction, in China the limits of the domestic market have been ‘overcome’ by unprecedented levels of capital investment and rapid expansion of the export sector.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the US ‘subprime’ model and housing bubble, China’s own crisis, the result of huge amounts of often wasteful and highly speculative investment, is just beginning. The process can be more protracted in China due the vast sums of state-backed credit at play in the economy, but this is a question of timescale and degree, not overall direction.
Nationally, in the first half of 2008, about 67,000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collapsed, throwing roughly 20 million out of work. The worst hit areas are the wealthier, more industrialised coastal provinces, which are the most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Guangdong for example, where 176 of the world’s 500 largest companies have a base, is experiencing “the worst conditions for 20 years,” according to the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y. Half of the sho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Guangdong (over 2,200 factories) has closed down or relocated since the end of 2007. Profits in the textile sector are now widely reduced to around 1.5 per cent of turnover, and Guangdong’s government reported that sales of garments and accessories fell by almost a thir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08, over the same period in 2007.
Exporters have been squeezed by currency appreciation, rising raw material costs, and a labour shortage that forces them to lift notoriously low wages. Newer low-wage rivals such as Vietnam and Bangladesh, as well as poorer Chinese provinces and even Eastern Europe and Mexico, are gaining ground in the capitalist ‘race to the bottom’.
City leaders in Dongguan, an export industry behemoth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peak of a “depression” in the local economy. The city government launched two rescue funds in 2008 to support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battered by the export downturn. The “export crisis” is evident at Shenzhen’s port, the world’s fourth busiest, where the growth of cargo volume has slowed to half last year’s level. Industry analysts predict “widespread second-half losses” in the global container shipping industry, which is heavily dependent on China. This is before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crucial markets of the US, EU, and Japan, have formally moved into recession.
Other coastal exporting provinces such as Zhejiang, Jiangsu, Shandong and Fujian are also suffering. The director of Zhejiang province’s foreign trade research centre described the situation there as “disastrous”. One-fifth of the province’s companies – over 10,000 firms – have booked losses in 2008 totalling 36 billion yuan ($5.3 bn).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stepped in to rescue Feiyue Group, with 5,000 employees, from bankruptcy after its exports of stitching machines fell 44 percent, leaving it unable to meet almost one billion yuan ($146m) in repayments to its creditors. As in Dongguan and other areas, the government ordered an extension facility from local banks to keep the company alive.
It is extremely unlikely that the current crisis can be contained within the export sector. The pace of investment in the whole economy has slowed in 2008, to its lowest level for five years. This is a result of several factors, of which the bursting of the property bubble and falling rate of profi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e downturn has also begun to impact on the steel industry, the backbone of the decade-long construction boom.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soaks up about 20 percent of steel demand. The research company, Mysteel, declared that China’s steel industry was in “recession”, with prices falling from mid-year 2008 by as much as 20 percent.
In a survey of the industry, the Stat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bemoaned the fact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steel projects under construction were started up by local governments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This commission used to be China’s planning agency, in the days of the Maoist-Stalinist planned economy. This statement underlines how times have changed. Commentators have long predicted a destructive phase of consolidation in China’s steel industry.
The situation is similar in the power generating industry. As China expert Nicholas Lardy points out: “China has built so many power plants that some regions now have excess capacity. But investments to create a national power grid, which would allow mor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generating capacity, have lagged.” [Wall Street Journal, 30 September 2008]
In industry after industry the same picture emerges: no planning, ferocious regional rivalry, chronic over-investment and waste. This is shown in the telecom industry, one of the most modern. The National Audit Office reported in August 2008 that more than 1.12 trillion yuan ($164bn) was spent by telecom compani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facilities between 2002 and 2006, but only one-third of the installed telecom cables were used. “The wasted investment in telecommunications could have built several Three Gorges Dams,” said Yang Xianzu, the former head of China Unicom, referring to the world’s biggest hydro-power project on the Yangtze River.
China’s stock market bubble has imploded since its peak in October 2007. It was the worst performer among the world’s 50 largest bourses in 2008. Effectively, all the speculative gains after 2005, when a series of major state-owned companies were brought to market, have been erased. Of the 136 million gumin (‘investors’) lured into stocks, 70 percent earn less than $10,000 a year, and on average they have lost two-thirds of their capital in the twelve months since October 2007.
Although they constitute less than one-tenth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and so the “negative wealth effect” from falling stocks is more limited than in the West, these ruined gumin represent a crucial layer for China’s rulers. This is the CCP’s main social base – the urban middle-class – and moreover it is upon this layer that any hopes rest of ‘rebalancing’ the economy away from exports towards domestic consumption. Who will buy all those cars and flat-screen televisions if this layer is completely bankrupted?
“There are signs that the nightmare the party leadership fears most may come to pass sooner than anticipated: members of the middle-class joining ‘disadvantaged sectors’ such as peasants and migrant workers in staging protests and even riots to vent their grievances,” commented Willy Lam, the author.
Broken marriages, suicides and mental illness are all features of the market fallout. In some regions, such as Shanxi province in the spring of 2008, investors rioted and laid siege to a local stock brokerage. Official pronouncements that such falls are “normal for a market economy” have enraged many people. Netizens have posted angry comments such as: “Even the capitalist US is intervening to rescue its market, why is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ing the same?”
The crashing stock market is however being rapidly upstaged by the bursting of an even larger and more serious financial bubble. While official statistics give an impression of still rising property prices overall, things look different on the ground. Housing prices are falling in Beijing, Shanghai, Hangzhou, Ningbo, Haikou, but also in interior cities such as Chengdu, Wuhan, Nanning, Xi’an, Lanzhou and Ürümqi. All these cities experienced spectacular growth in 2007. Several regions now report price falls of between 10-40 percent and property companies have embarked upon a price war.
As in industry, many parts of the property market suffer extreme levels of overcapacity. The Shenzhen Bureau of Land and Housing Management reports that, at the current rate of sales, it would take developers in Shenzhen more than a decade to sell all their existing stock of properties. China now boasts the world’s biggest shopping malls, built to cash in on a consumer explosion that has not materialised. Dongguan’s South China Mall is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but less than ten percent of its store space has been leased. Fully one-third of Beijing’s offices space lies vacant. Of course, in reality, rather than ‘too much’ construction, there is an acute housing shortage in China – for ordinary people. But the profit system is incapable of solving this contradiction.
Most people in China will welcome falling property prices. Currently 70 percent of urban residents cannot afford to buy a new apartment. According to studies b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the average price of an apartment in China is about 13 times the average annual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 well above the international average of between three and six times. Although of course the standard of housing often left a lot to be desired, in 1984, under the old state-controlled system, average rents in China were just one percent of family income.
When financial bubbles unwind, however, they tend to move in a vicious cycle whereby prices fall, speculators facing losses dump assets to get their hands on cash, and the pool of empty property grows, causing prices to fall even more. The likely effects of this on the wider economy will be a much-reduced level of investment hereafter, a generalised tightening of credit terms (“credit crunch”) and a sharp rise in bad debts threate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banking sector. Of course, faced with the threat of bank collapses, the Chinese regime will attempt a Paulson-style bailout. Unlike the US government, they have considerable reserves at their disposal. China’s level of outstanding debt, at 15.7 percent of GDP, is low. It also has the world’s largest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pproaching $2 trillion worth, although a large part of these reserves are effectively ‘embedded’ in propping up the value of the dollar and preventing a collapse of the global money system.
China’s property sector (i.e. speculation) ha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a third of all fixed asset investment in recent years, possibly as much as half. According to some surveys, a 50 percent fall in prices will be needed to revive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 On this basis, an explosion of non-performing loans lies ahead. Officially, the level of non-performing loans in the Chinese banking system today is $600bn, but the real figure could be $1,100 (equal to more than half China’s forex reserves). At around a quarter of GDP, this is higher than the level in Japan at the start of the 1990s.
China could therefore arrive in a similar position to Japan when its ‘bubble economy’ burst in 1990. By the middle of that decade over two-thirds of Japanese companies were making no profits, kept alive by the banks extending more credit. This was called “the zombie economy”. Behind the banks stood the central bank and the government, whose public debt ratio shot from the lowest in the OECD to one of the highest. In contrast to today, however, the US, Europe and emerging Asian economies continued to grow in the 1990s, offering Japanese capitalism a partial escape route. China’s current problems occur during a far less favourable global conjuncture.
The coming crisis will usher in a new period in China’s complex internal politics. It marks the end of the post-1989 era. The wealthier coastal regions are being hit first by the crisis and will probably be hit hardest. This will be a reversal of the previous situation where these provinces have led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d their economic power at the expense of the inland provinces. The power struggle over resources, and to shape national policy will grow more intense. The fine balance inside the CCP, between the two dominant factions, the ‘Shanghai faction’ (which has its main base in the coastal provinces) and Hu Jintao’s ‘tuanpai’, will be shaken. A sharp economic downturn can open serious divisions within the party hierarchy. As in the old days of the CCP, rival factions can seek to mobilise opinion behind them by going to the streets. Economic conflicts too will intensify.
“There is no such a thing as ‘the Chinese market’. China is a patchwork of regional markets at various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ound together as a nation, but separated by differences in governance, communications challenges, regional rivalries and poor infrastructure.” This is an accurate description from a group of IT consultants. [The markets in China, Cambashi Ltd, 2005]
An economic downturn that hits some regions far harder than others will increase internal protectionist tensions. Faced with falling exports, the more modern factories of the coastal provinces will turn their aim inwards towards the markets of other provinces, demanding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rafts policies to facilitate this. Poorer provinces with weaker industries will do their utmost to block this. The result can be an upsurge of regionalism and inter-provincial disputes that will inevitably feed their way upwards to Beijing. Willy Lam uses the term “warlords” to describe the provincial leaders, showing how for years they have successfully resisted central government policies on a range of important issues.
The coming period will see the eruption of mass struggle against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first ‘green shoots’ of an independent workers’ movement. It can also mark the emergence of a mass pro-democracy movement as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in other parts of East Asia during the crisis of the 1990s. To avert such a development, some layers within the CCP want to restart the stalled process towards ‘political reform’. A report by researchers at the Central Communist Party School in Beijing argues this task is now “urgent”. But the changes advocated in this report are for a strengthened legal system and freer media, not for the right to organise independently, to form political parties and to stand in elections.
Among the CCP tops there is a morbid fear of any serious opening up or relaxation of the party’s control, a fear that this would open the floodgates of mass discontent. Instead, some limited local experiments have been floated. For example, Shenzhen has signalled it will introduce multi-candidate elections inside the CCP’s structures, possibly extending this to the city’s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gress. However, the issue of ‘democracy’, especially in its vaguest forms, could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be seized upon by a faction, region, or individual, as part of a struggle to wrest concessions or shift the direction of government policy. This could resonate with the masses and trigger a movement going well beyond what its authors envisaged.
Rapid GDP growth, the fastest of any large economy, has been the crucial pillar supporting the CCP regime in the two decades since 1989. This so-called ‘miracle’ has exercised an almost divine power of protection over the ruling group, conferring an aura of economic ‘invincibility’. It has ingratiated the regime with the capitalis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llowed the CCP to create a new social base among the urban middle-classes. GDP has grown by an annual average of 9.6 percent for 30 years, leading most Chinese under 40 years of age to believe this is ‘normal’. Not least, this has underpinned the relative cohesion of the CCP ruling group – the absence of the destabilising open splits that characterised much of its pre-1989 history. Few regimes in the world therefore have more to lose from the global capitalist crisis that is unfolding. What is urgent in China, and globally, is the building of a new fighting labour movement equipped with a clear socialist programme to meet the crisis.